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98 期 特别策划“文化传统与当代的融合” 文章之一

　　现代人虽然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但是人们对文化归宿的认识却越来越模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被不断重新塑造着。在此过程中，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对中国文化有着较多研究的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了解一下他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化以及欧洲现代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人印象中的中国文化和实际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之间有无差异？

　　施耐德：首先要厘清一点，即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或者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因此，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更多出于想象，而想象的多半与自己有关。后来，欧洲在近代进步得很快，对自己也很有信心，而中国则变成一个相对落后、进步缓慢的国家。因此，在很多普通欧洲人心中，中国变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国家，中国文化也变成了奇怪的文化。所以，要看对中国文化的印象，也还得分清是哪一段的印象。

　　其次，一般百姓对中国的看法非常极端，他们往往看不到实际和具体的情况。当然，一些有机会去中国的人以及思想比较敏锐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会不一样。很多人对中国不准确的印象，主要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因此，他们到了中国后往往很惊讶。而中国对欧洲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中国对西方比西方对中国更感兴趣，所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总体来看，这与中西关系有关。

　　再次，文化包含很多内容，比如说从精英文化到艺术，再到礼貌等，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很难一概而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当代中国文化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施耐德：我第一次实际接触到中国文化是在台湾（1985年）。由于台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比较特殊，在一些方面与大陆不大一样，所以保留了较多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特点。1986年，我第一次到大陆，当时感觉大陆与台湾的差别比较大。现在的大陆与我当初接触到的情况又大不一样了。中国大陆在过去20年变化非常大，文化、文化话语呈现多元化，普通人对传统文化更感兴趣了。

　　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一般日常生活的礼貌问题。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大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甚至存在“价值真空”的状况。这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有这样一段发展过程，有一段不管价值、礼貌等而只顾赚钱，即所谓的“暴发户”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德国暴发户的味道很浓。我在台湾读书期间（1985—1987年），台湾地区也存在这个问题。当然，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种极端情况。

　　大陆还同时存在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很多传统习俗被破坏得很严重。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此前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也出现了或大或小的问题，导致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文化基础、缺少规范的来源、缺少模范的现象。因此，整个中国大陆文化给人的感觉是缺乏“大我”，更多的是“小我”。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我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丢掉了传统，这不是一回事，更何况传统本身也是多元的。此外，文化总是不断发展的，而不是死守传统。中国有自身特殊的状况，再加上中国现在进入全球化的速度很快，各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没有一个超越的、普遍的价值，不能说哪个文化好、哪个文化坏。而且，在现代化过程中，似乎文化整体都迷了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施耐德：欧洲社会在文化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没有中国那么严重。首先因为欧洲社会总体发展比较缓慢，即使有，这些改变也是慢慢进行的，而不是突然的变化，因此比较稳定。

　　其次，现代化是在欧洲发育的，欧洲是现代文化的发源地，现代化的一些特点与传统有较多关联性，所以现代化对文化虽然有所破坏，但不像对中国社会那么多改变。

　　当然，欧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现代化、全球化。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国内的人受国外人的影响越来越多。有时甚至对“什么才是本国的”感到迷惑。举个例子，在德国的8000万人口中有近10%是土耳其人，德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把他们当做外国人？他们需要适应过来，接受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是，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此外，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即文化变得日益市场化了。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来自效益的压力，金钱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其他方面，什么都变成用钱来衡量，用经济思维模式来思考。看教育是否有效，学生是否优秀，最终都归结到钱上面，这让大家忽视了很多重要问题。文化变得市场化、经济化、商业化、经营化，使得文化“变味”了。因为人不是经济动物，一旦太过市场化，这是很可怕的。中国的问题也不小，因为中国发展得更快。然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基本问题是相似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媒体对文化的发展是否具有导向性作用，如果是，您认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当地的媒体发挥了更大作用？具体起着怎样的作用？

　　施耐德：媒体对文化的发展肯定起着很大的作用。老百姓就是媒体的市场，相对而言他们大多受的教育少一些，所以更容易受媒体引导。

　　欧洲过去二三十年来逐渐将媒体私有化，德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媒体私有化后，就越来越糟糕了。私有化之前，还有很多带有点宣传味道的文化节目，但是私有化和市场化之后，资本主义运行模式下的媒体可以归结为“FFK”（有趣、色情、暴力），教育、哲学等越来越少了。

　　美国媒体不过是这些现象的代表，这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媒体市场化得更早一些，影响更大一些。当然，这种情况也与美国文化及其背后的架构有关。这是无法抵挡的商业化趋势。媒体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是很悲哀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地用上述情况来形容各种情况。媒体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周报一般较好些，而日报和一般的电视节目则让读者和观众越来越不会独立思考。尤其是后者往往不是在报道新闻，而是创造新闻。老实说，要提供好东西，往往需要坐下来，花工夫和动脑筋，但在什么都讲究速度的现代社会里，一般没有时间把东西做得更精细，当然也就没有深入和多元的分析了。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文章和节目，看的人也不一定多，因此也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因为看的人大多是受良好教育的，而需要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则不怎么看。

　　要克服上述问题很难，因为这实际上是如何抵抗商业化趋势的问题。如何做，既能抵抗商业化带来的弊病，同时又不限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如何把握？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的生活模式需要有限制性。如果我们无法接受对生活模式的某种限制性，就无法克服由此导致的文化弊病。（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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