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98 期 特别策划“文化传统与当代的融合” 文章之一

　　当我们试图审视过去十年的中国文化时，不能不把新兴的艺术媒介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可以看到，新媒介不仅是艺术意义传输的新渠道，而且更是艺术意义生成的新场所。具体来讲，网络媒介和移动媒介在文化艺术中的地位和角色愈发凸显，二者即时与双向互动，使那些原本看来正与日常生活之“物”渐行渐远的艺术，又与人们重新拉近了距离，成为人们对日常生活之“物”共同体验的直接表达渠道和探寻人生意义的平台。

　　于是，文化作品或其展示就更直接地显示出“物”的多维形貌，让其在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凸显出来，刺激人们对“物”及其表征意义的消费欲望；文化艺术原本是尽力抽空“物”的实体内容后的象征形式，而今却似乎直接充当起“物”的实体内容本身了。

　　当然，现在看来，文化的“物化”是有着一定历史缘由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都在补“物质文明”或“经济建设”之课。当物质生产快速增长时，我们的精神生活维度遭遇到一种漂移和无定。当物质生活迅速发展时，我们的文化本应揭示、反映、映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和批判物质生活，但现在它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或偏离，有时还反过来直接对物质欲望的无限放纵大唱赞歌。如此，文化越来越向物质靠近，有时甚至是无条件地去歌颂、迎合、赞同物质愿望的满足，去推波助澜，而不是在一旁冷静地批判和反思。

　　当然，有很多艺术家、管理者意识到“物化”问题的危险，想要有所纠偏，但是，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沉重压力，有的文化企业甚至干脆把收视率、上座率、票房、销量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有点偏了。

　　我也观察到，文化的“物化”从全球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共同趋势，各国文化产业及其产品似乎正越来越走向消费文化、视觉文化、图像文化或通俗文化，离精神的、心灵的东西越来越远，所以今天从事美学研究、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工作者应当充分关注这个问题，认清我们所处年代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哪里。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文化的潮流中，在心化与物化的动心之间应作出必要的区分。我认为，还是要适当强调“以心导物”，促使人们在心灵的指导下正确合理地对待物质生活的欲望、得失、利益等问题。

　　记得鲁迅先生有个精彩的比喻，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但在今天这个文化的“物化”年代，我们恰恰需要“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所以面对很多困难，如何掌握“度”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探讨。

　　我认为，首先，适当地从中国美学传统中借鉴一些思想资源，来丰富我们对今天这些问题的认识。比如中国古代讲“感兴”，写诗要讲“诗兴”、“兴会”，欣赏艺术作品讲究欣赏“兴象”、“兴味”，这是一个优质的思想资源，是思想的富矿。它强调“随物婉转”、“与心徘徊”，不是看物质满足自己欲望的程度，不是满足功利目的的那一面，而是欣赏物质的兴象、欣赏它周围的精神意味，享受对它的形式的关照。通过这些，虽然人不离开物，但更多地是用心灵来过滤它，还要追求一种精神的境界。我们今天缺少这个。

　　其次，文化产业要赢利，但对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必须有所干预。

　　再次，艺术家、美学家、批评家要敢于利用大众媒介来分析消费文化。而且要允许有呈现同一现象不同声音的平台。

　　政府的管理部门要从制定政策、经费投入、政策投入、政策保障上考虑，公益性的艺术事业怎么做？支持哪些艺术家、哪种艺术？政府要有识别和抵制能力，批评界要强烈起来，公众要擦亮眼睛，要涵养自己的艺术辨识力。

　　最后，我们需要坚持在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制下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这不是“西化”这个词可以简单贬低的。只有在现代性氛围中，继续创造、发展我们的文化，没有别路可走；只能在现代性基础上来思考问题，绝不能因为强调传统而把这个改变。另外，还要适度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来帮助安置我们现代人的灵魂，让现代性的基础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匹配、相结合。我们的现代文化只能带着自己的优质传统而走向未来。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一川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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