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先生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之所以引起热烈反响,笔者看来,主要在于破解了中国道路的“时代之谜”,即告诉了人们中国何以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该书着重论述中国崛起的原因在于“中国道路”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这八大特点是: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而八大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问题在于,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观察是不是就停留在作者所说的八大特点与八大理念?换句话说,八大特点与八大理念是不是已完全说清楚了中国道路的“时代之谜”?在此,我们一方面确实不能苛求作者,另一方面,更需清醒认识到,隐藏在这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背后更为本质性的东西尤为值得探讨。中国在这30多年中已取得的成就作为一种“果”,这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显然是产生这些“果”之“因”。然而,在长长的“因果链条”上,这些“因”其实也只是由其他的“因”所带来的“果”而已,我们需要把促成这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的更深层面上的“因”揭示出来。
先说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实际上说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谈到这条思想路线的形成,必须说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作用;强势政府的形成表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稳定优先是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的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法实现稳定;民生为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不搞激进改革而实施渐进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等原先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中国的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成功;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这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国借助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市场,改进和发展了自己,从中不仅看到了作出正确决定的雄才大略,同时也领略了决策者和领导层在具体实施对外开放过程中既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又以我为主决不盲从的高超驾驭能力。
再看八大理念。贯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曾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胜利的法宝,现在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民族振兴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奉行民生为大的原则,不能仅归结于承继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而主要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一个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政党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取到这一真经”的。从中国这30多年的成功中确实能看到整体思维的力量,但并不能把此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在具体实践中一直未能履行整体思维。根本上讲,促使中国共产党在这30年中履行整体思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尽管西方一些政治学家特别强调“政府是必要的善”,但西方政府却一直没有做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做到了,这说明,政府能不能表现出“善”并不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而是由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诚如作者所言,目前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但千万不能把“良政善治”仅仅理解为一个领导艺术的问题,似乎掌握了某种领导方法,就能做到“良政善治”,在中国大地上目前所看到的“良政善治”是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是“学不来”、“达不到”的。同样,当今中国的领导之所以能“得民心”,之所以能做到“选贤任能”,之所以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并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当今中国领导人“领导有方”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由于中国的领导人记住了中国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说到底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决定的。确实,当今中国的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西方国家的故步自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仅从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寻找根源是不够的。作者把中国这30多年的成功之道归结为“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告别折腾的稳健的改革之路”,是言之成理的,但把此仅仅说成系由中国的领导人秉持了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理念,这则是不够的。只有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党才能这样去做。
《中国震撼》一书通过破解中国道路的“时代之谜”,回答了为何中国的民族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的民族振兴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历史命题。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总有人认为,这3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源在于不是“坚持”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甚至说是由于接受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政治文化的结果。透过该书我们看到,中国在这30多年形成自己指导思想的过程中,确实也吸收了包括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但占主体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大理论支点上,才能破解中国道路的“时代之谜”,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学明 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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