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

　　本报讯（记者周群）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丰富和繁荣中国国史研究事业，4月26—27日，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和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专题研讨会在安徽芜湖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国史学会副会长张启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张星星和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先俊出席会议并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

　　张启华指出，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及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急需快速有效地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工作。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意义重大，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当前的研究还很薄弱，希望从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把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工作做好，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会议集中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价值进行了研讨。学者们认为，社会史研究在国外已形成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基础，但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空白点多，具有拓荒性质，尚在起步阶段。摸清国内外社会史研究现状，厘清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学科构架，非常必要。基于此共识，学者们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具有后发优势，最能体现国史研究的特色，大有可为。（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化摩擦或带来新视野

　　本报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因国际交流而产生的文化摩擦随处可见。如何正确对待这些摩擦，已经引起学界关注。近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国际交流与文化摩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交流产生摩擦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意义，可通过摩擦获得新视野。

　　与会者认为，文化摩擦的致成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风土气候、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以及宗教习俗等。人类彼此交往，首先会在组织、制度、器物等方面产生冲突。一旦这种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摩擦就会向观念、价值以及民族性等方面发展延伸。不过，冲突和摩擦不一定带来负面影响。除了武力征服、强权压制外，平等友好的摩擦反而会因磨合而日臻融会，并催生新的文化，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新鲜活力和前进动力。

　　与会者就古今中外因国际交流而产生的文化摩擦现象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就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异质交流与亚洲货币文化圈的建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勇在大会总结中指出：第一，国际交流从单向到双向而至环流，呈现多通道、多元化特色；第二，国际交流既包括引进也包括输出，因而对本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融入国际文化交汇的基础；第三，交流产生摩擦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意义，通过摩擦获得新视野、新概念、新方法，有利于我们建设面向未来的文化强国。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陈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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