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公共外交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经历大变革、大调整，以价值理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文化影响力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建设日益受到各国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的高度重视，应运而生的公共外交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载体。加强公共外交，全面构筑国家软实力，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长期战略。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本期三篇文章的作者畅谈了自己的见解。

　　公共外交已成为不少国家外交政策的一大重心。公共外交的模式，可分为“外推”与“内引”两种。

　　“外推模式”最常见，即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他国展现本国的良好形象，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创意英国”、日本的动漫外交，以及中国的孔子学院、熊猫外交、对美国家形象宣传片等，也包括各国负责对外宣传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新媒体和各种政府公关活动等。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讨论也大多集中于此。“外推模式”意图清晰明确、方式直截了当，但对象国民众多是被动接受，再加上对象国民众的异质性，“外推模式”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学界对“内引模式”讨论很少，它指的是一国凭借自身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意识地吸引（往往由该国政府资助或者推动）外国人员大规模来本国考察、访问、学习、交流。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内引模式”针对性强，目标受众明确，着眼长远，力图入耳、入脑、入心，往往会收到对象国民众主动“追随”的效果，让对象国民众心悦诚服地认同目标国的政治模式、社会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等，是一国自信力与他信力的良好结合。尽管这种模式耗时耗力，但收效巨大。

　　不同国家通常会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采用不同模式。

　　以英法两国为例，两国的公共外交主要是“外推模式”，强调文化外交的影响力。英法希望凭借自己远比美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拓展和维系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法国早在1883年就创立了法语联盟，目前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上千家法语中心，与所在国进行文化交流。此外，法国还为前法属殖民地国家提供文化援助，帮助他们开展教育活动。法国还注重与大国的文化合作，比如与中国就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共同举办“文化年”等活动。英国最突出的是1948年丘吉尔倡导的“三环外交”，希望将英国变成英联邦国家、英语世界国家与欧洲国家联盟的纽带，在这些地区开展英语教育、输出英国文化，从而增进世界对英国的了解，一直影响至今。

　　新加坡是“内引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一模式的形成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无心插柳”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优异，吸引周边国家“心向往之”。第二是“有心栽花”阶段：主动总结成功经验，建立制度机制，积极向他国决策者推销自己，比如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设立“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第三是“拓展花圃”阶段：倚重制度力量，广泛拓展影响力，其标志事件是2006年新加坡贸工部和外交部联合成立了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旨在“协助寻求合作的国家，复制‘新加坡模式’，发展世界级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派往新加坡学习、培训和访问的各级干部已逾3万，彰显了新加坡“内引模式”的成功，其影响力更为深入和持久。

　　美国则一直强调“外推”、“内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美国从未放弃开展对外宣传活动，比如美国国际广播局辖下的美国之音、面向古巴的马蒂电视台、面向阿拉伯世界的萨瓦电台以及面向中国、朝鲜、缅甸等地的自由亚洲电台等，积极向其他国家传播“美国的福音”。另一方面，美国也很注重“内引模式”，积极开展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比如富布赖特项目资助了大量外国学者赴美研修，旨在影响各国的青年知识精英，这些人都可能在将来对其本国政策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文化的传播多采用“外推模式”。目前我国向世界发声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有关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逐年深入。不过，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外推”自己的文化时通常以纯粹的“软”文化为主，比如语言、美食、中医、唐装等，这些文化形式基本剥离了政治因素，有助于减少传播中的误解和阻力。但也正因如此，一些国家的民众会在中华与中国之间作出区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充满魅力，但中国却是那个“问题丛生”的“沉睡的巨龙”。

　　有些欧洲学者点出了在公共外交场域中的“中国例外论”：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给软硬实力作个泾渭分明的切分，而是将之视为一个连贯的续谱：续谱的一端是强制力，另一端是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中间是利益或者经济诱因，中国目前正处在中间位置。中国的软实力更像是硬实力的软方面，是建基在经济—政治发展成果上的。欧洲国家关注中国，不是被中国的软实力吸引，而是希望通过与中国打交道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这也许正是中国实行“外推模式”的困境。外国民众越来越了解中国，的确可以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宽松的国际环境，却无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导权。因此，我们可以从被动回应欧美国家的质疑，转变成积极为那些认可“中国道路”的国家提供认同中国的机会，“内引模式”可在这点上给我们一些启示。

　　中国稳健的发展态势已经引起中东、拉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关注。这些国家也在努力探索让自己走出附庸与贫穷境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经验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选择。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在两次大的国际经济危机中的出色表现，需要得到正视。

　　面对自己的成就，中国一方面当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不仅可以照鉴自己，也可以作为一个模本供他国参考。面对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取经意图，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被动的回应阶段，不作有组织的准备和长期规划，临时、零散地“纂”些“经”传授予人，就会错失推进“内引模式”的良机，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从战略高度系统总结自身优势，针对目标受众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向后发国家传播中国经验，从长计议，为目标国的优秀受众提供来华学习的制度机制。

　　中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一直有良好的口碑。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基础，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公共外交投入远逊于对欧美国家的投入。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不加扭转，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公共外交海外支持资源的流失。

　　中国的公共外交宜稳定于亚洲，重点经营非洲拉美，对欧美国家则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战略选择上，我们不光要“走出去”，凭借“外推模式”提升公共外交的广度；还要“引进来”，建立“内引模式”的制度机制，推进公共外交的深度发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雪飞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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