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一大部分工作是要由大学来承担的。笔者在大学工作，发现有这样几个与改善公共外交有关的细节，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大学迫切需要给来华留学生提供通用教材。国家现在很重视中外人文交流，来华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来华学专业而不仅仅学语言的学生越来越多。另外，中国现在还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政府人力资源培训班。如此庞大的群体，究竟为其提供什么样的教材，是门大学问。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材，是有很强价值判断色彩的。为人文社科留学生提供的一些教材，是从美国引进的。我不是说美国的教材不好，而是说既然来中国学习，就应该更多使用中国人撰写的适合各国学生学习的教材，这样，别人才能学到原汁原味的中国的东西，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传播自己的理念和看法。再说，人家大老远来中国学习，最后发现所学的却是美国教科书上的东西，也会觉得别扭。所以，我们在为别人培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公共外交群体）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更多地使用自己编写的通用教材。此类教材作者的选择，宜“举”不宜“选”，应该由权威部门直接指定相关领域第一流专家独自来撰写，不宜过多采用申报、海选，再联合编写的办法进行。

　　第二，公共外交不仅要学会讲自己的故事，还要学会讲别人的故事。讲故事不是编故事，编的故事听众一旦发现上当，反而适得其反。中国的小说和电影很少以别人的生活为题材，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只拍中国人的故事，几乎没有拍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的故事的。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美国人拍的《功夫熊猫》，但我们是否反过来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拍美国的故事呢？另外，中国在海外有庞大的公益事业，诸如医疗队、坦赞铁路、维和等公益符号，都是和中国有关的外部故事，也是文学、电影创造乃至学术研究可以拓展的好题材。我们不大会讲别人的故事，一是因为我们可能还缺少世界意识，二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拿别人“说事”，前提是你了解别人。要学会讲别人的故事，那就要深入了解别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就大学学科体系来说，大学就要加强世界史和文明史、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国别和区域研究等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丰富了，我们才会更好地讲别人的故事。若能以更平等、更真实的手法把外部故事讲得与过去西方人讲的不一样，你就会聚拢听众，这当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西方人过去讲外部故事的时候，大多有强烈的殖民叙事情结，中国要对外部事情进行叙事，应该要超越这种模式，不能走人家的老路。

　　第三，公共外交既是向外国人讲述真实的中国，也是对国内讲真实的外国。公共外交并不仅仅针对外国公众，其实也针对国内公众，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公众也成为别人公共外交的对象。针对国内公众的时候，就要将外部灌输给我们的不真实、片面甚至歪曲的信息，通过客观比较进行涤荡去伪。现在图书市场上有一批片面美化西方的书，例如通过写西方民主的细节，讲述别人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来贬低甚至否定自己；有些细节知识是有道理，但有些细节并不是真实的，甚至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大学集中了很多优秀的外国问题专家，专家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进行社会转化和社会普及。国内完全可以办一个对这些信息进行比较的网站，将那些有关外部世界不真实的信息挤出去，让老百姓了解真正的外部世界到底是怎样的，通过客观比较，也有助于提高公民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公民没有辨别和判断能力，就会轻信、跟风、摇摆。我相信这种兼具学术和知识普及的网站一定很有市场，对校园和市面上流行的许多有关西方似是而非的观点，有涤荡效应。

　　第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经典外译工作应该请别人来翻译，而不应该太依靠本国学者来翻译。从事翻译研究的谢天振教授曾指出，外人阅读《红楼梦》，多喜欢阅读美国人、法国人翻译的《红楼梦》，不太阅读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尽管后者的翻译在国内有很高的赞誉。像《论语》也是，理雅各翻译的《论语》被引用的要远多于国人翻译的《论语》。我自己写英文学术论文的时候，碰到《论语》中的话时，也选理雅各的英文本《论语》，尽管国人对理雅各的译本可能有很大争议。这个道理很简单，国内出版的汉译西方学术名著，有多少是西方人自己翻译再在中国出版的？请外国人翻译汉语学术著作，译文比较地道和准确，还有利于通过翻译工作培养国外的中国研究学者。这样的翻译人才并不难找，其实，那些在中国学习语言和专业的留学生，就是个很大的汉语著作外译资源。

　　第五，抓住海外中国热的机遇，在海外设立研究中心和举办暑期班。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可用中外杰出人士命名，并且最好在别国的一流大学里以独特风格的建筑这种较永恒的记忆形式将研究中心固定下来。海外研究中心以培养高级人才为主，海外暑期班则为与中国研究或从事中国事务有关的项目储备人才，学员对象以价值观处于形成期的年青人为主。文化的“化”，是个漫长的过程，要有“功成不必于当代”的长远谋虑。另外，海外研究中心和暑期班一旦成规模，前面讲的针对国际学生的教材体系就可以跟着配套“走出去”，教材“走出去”了，撰写教材的一流学者的名声自然就会传播出去。我觉得这种涓涓细流的模式比“来了一大群人，开了个大会，吃了一大顿饭，然后散了”的大型会议模式要更有成效。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长和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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