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因明是如何从印度传入西藏，并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因明的？在现当代，因明又是如何从寺院里的传统学术发展成为现代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在拉萨河边的西藏大学对阿旺丹增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多数人对藏传因明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藏传因明的发展历程？

　　阿旺丹增：因明学最早是在8世纪传入西藏的。经过历代藏族学者的共同努力，包括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等经典，以及法上等多位学者的因明学著作都被翻译成藏文。

　　1073年，阿底峡大师的弟子俄·勒贝喜饶创建了桑普寺，讲授佛教哲学。后来他的侄子俄·罗丹喜饶从印度游学回来，在桑普寺讲学，包括中观、因明等学问。当时有两万多弟子，桑普寺和印度的那烂陀一样，成为有名的佛教大学。据我所知，俄·罗丹喜饶的《法称定量论的重点论述》是第一本由藏族学者撰写的因明学量论著作。

　　俄·罗丹喜饶的再传弟子恰巴·却吉僧格创立了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因明学制，如创立摄类学、编写课本、建立分班制、创立辩经规范等等。

　　萨迦派大师萨班也是非常重要的学者，他在很多领域的成就都很大，在因明学领域撰写了《量理藏论》等著作。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92期“独家报道　绝学大寻踪之七走进因明学”文章之一

　　到14世纪，格鲁派兴起。宗喀巴大师自己只撰写了《因明七论入门》小册子。不过宗喀巴的重要弟子克珠杰、根敦珠巴等撰写了很多量论论著，成为权威著作，极受格鲁派后学推重。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奠定了现在格鲁派因明学的学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藏大学的因明学传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您是怎么进入因明学研究这个领域的？

　　阿旺丹增：回顾西藏大学的因明学传统，从1980年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三代学者，其中有一个从寺院到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

　　我是1980年进入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的前身）的，是招收的第一批藏文专业本科生。当时招收了两个班，1981年从中选了15个人开始学习因明学课程，由于当时还没有这个专业，因此专门请了根敦顿旦、喜卫·曲吉坚赞、次旺、加措4位老师给我们讲课。

　　1985年毕业后，我留在因明学教研室。当时加上4位老先生，我们教研室一共有10个人。从那时起，我开始担任因明学的教学任务，到现在已经26年了，其间也担任过教研室主任。

　　除了因明学教研室，著名的藏传因明专家杨化群先生回到西藏后，也在西藏大学从事因明学研究，不过他一直在宗教研究所。由于他身体不好，并未教过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叙述，是否可以说，藏传因明在西藏大学实现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阿旺丹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以西藏大学为例，老一辈学者原来都曾是寺院的僧侣。4位老师都是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的，他们是西藏大学因明学的创始人。根敦顿旦老师当时已经65岁了，他是在哲蚌寺取得格西学位的；喜卫·曲吉坚赞老师和加措老师都是色拉寺的；次旺老师则是扎什伦布寺的格西。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都属于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都是格鲁派的学术中心，它们的学制是整个格鲁派学制的典范。

　　与老师不同，我们在现代学术体系下，撰写专业论文，参加学术会议。不过，当年老一辈学者在大学里也受到影响，次旺老师也开始写论文和撰写专著。

　　当然，现在寺院里也有自己的因明学传承，和大学里的因明学研究共存。在藏传因明内部，大学和寺院的学术交流以后还要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年来在从事哪些因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阿旺丹增：这些年，我继续坚持给本科生教授因明学，还作为硕士生导师带因明学的研究生。

　　我们原来一直使用的是寺院里编写的因明学教材，如《摄类概论》这类因明学启蒙书。这些教材是很好的，但是在大学里使用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现在我们4位老师合作在编写因明学教材，由我主编，书名叫做《因明学概论》，将于2012年出版。当然以前的寺院教材也是重要的参考书。

　　历史上，藏族学者翻译了许多印度的因明学著作，但是，现代以来对外部学界的研究了解较少。2005年，我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译著《国外因明学研究》，这是近年来唯一一本从汉文翻译成藏文的因明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内容是将汉文翻译的一些外国因明著作转译成藏文，供藏文学术界参考。

　　我们还承担了萨迦·班智达研究的课题。其中，萨班的因明学成就研究由我承担。目前，我共发表藏文、汉文的论文30多篇，其中与因明直接相关的有20多篇，2012年出版，书名叫《阿旺丹增因明学论文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张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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