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84 期 “独家报道　地方志留住身边的历史”文章之一

　　编者按：方志为一方之志，与各地特色紧密相连，方志工作亦如此。全国各地的方志机构各具特色，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只选出几家，希望能以一隅见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启动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以来，新方志编修不断强化志书的资政功能建设，地方志工作的行政职能也不断强化，而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却始终是薄弱环节。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潘捷军结合浙江实际情况，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地方志工作中资政功能的强化？

　　潘捷军：从古到今，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事业之所以繁荣兴盛、经久不衰，与历朝历代政府高度重视密不可分。从中国地方志发展史来看，自隋朝起，地方志的“官书”特征逐步显现并最终得以确立。首先，历代政府普遍将编纂地方志视为重要“官责”，往往设立专门机构加以保证；其次，历代政府十分注重通过制定律令确立地方志的官修地位；再次，地方志的“资政”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方志工作。如1956年9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立“地方志小组”；1985年正式将地方志编纂职责划归各级政府；2006年5月，温家宝总理签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标志着中国地方志事业开始走上法制化建设轨道。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两轮修志实践，全国各地大量的地方志成果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存史文献和单调刻板的教化工具，而是通过方志馆、地情网等形式越来越大地发挥其资政功能，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种变化无形中强化了地方志的行政效用和现实价值，客观上也提升了方志的“官书”地位。

　　因此，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地方志发展史，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修志实践都表明，地方志工作通过强化资政功能建设，加强行政推动力是这项事业保持旺盛生机和持久活力的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一直比较薄弱，您认为在这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您怎样看待强化行政职能与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关系？

　　潘捷军：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是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既是对地方志性质所作的科学界定，也是地方志不同于其他学科门类的重要特点。作为一种“资料性文献”，显然它应更注重对历史与现状“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而不是进行纯学术研究。

　　方志学产生于民国，相对志书编纂而言，历史较短，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新方志编修以来，方志学逐步演变出方志编纂学、方志史学、方志管理学等分支，体系逐渐丰富。但是，由于长期历史形成的原因，方志学科建设的步伐比较迟缓，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至今没有被国务院学位办列入学科目录。这一方面固然有社会上对地方志缺乏足够认识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方志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

　　近年来，全国各级方志机构人员普遍实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后，在行政职能得以强化的同时，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了重要的物质保障。而加强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并以此指导和推动修志实践，是促进地方志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互补。

　　《中国社会科学报》：浙江方志工作有哪些特点？近年来浙江省方志办重点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潘捷军：浙江素有“文化之邦”、“方志之乡”之称，不仅拥有悠久的修志传统，也是方志理论研究的发祥地。明朝范钦1561年所建的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收藏方志最多的私家藏书楼；清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广为采录全国方志，浙江在数量上居各地之首；清中叶绍兴人章学诚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的创始人；1914年浙江设立了近代全国最早的省级通志馆；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列8200多种方志中，浙江方志就占了全国总数的1/13。由此可见浙江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所作的特殊贡献。

　　近年来，我们借助浙江方志研究的历史传统，依托省社科院这个体制优势，大力开展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主要举措包括：连续多年举办浙江方志研究论坛；面向全省实行年度重大课题制度，出台《浙江省地方志系统人才梯队建设方案》，以鼓励更多的方志工作者参与科研，缓解本领域人才资源不足的困境；积极依托省地方志学会开展各种学术研讨和志鉴培训活动；成立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对全省各市、各试点县（市、区）的修志业务进行一对一挂钩的全程指导，同时在全省方志界的人才培养、项目指导、志书编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借助《浙江方志》杂志、“浙江方志网”等各种平台，积极致力于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服务。（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链接

　　充满地方特色的修志工作

　　黄山

　　“古徽州”的全景记录

　　黄山市是古徽州所在地，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文书之库”的美誉，蕴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原始文书、民间工艺等文化遗产。市志在《文化》卷外，又单设《徽州文化》、《艺文》和《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专卷，成为《黄山市志》浓墨重彩的篇章。这些专卷各分条目，如《徽州文化》专卷分别就徽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等12个门类作了详述。

　　洛阳

　　方志彰显河洛文化经纬

　　洛阳地方史志建设旨在传承河洛文化，编纂中的“图说洛阳”和“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系列丛书，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展现洛阳的历史文化脉络；“洛阳乡镇概览”丛书的编纂，弥补了市、县两级志书记载的缺环；在“洛阳古今人物”编纂之余，“洛阳当代人物”和“特色地方志”系列都在编纂进行中。历代旧方志的整理出版，将弥补河洛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空白。

　　山东

　　地方史志全面发展

　　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形成了“志”、“库”、“馆”、“鉴”、“网”、“用”、“刊”、“会”、“研”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不仅在全国第二个完成史志立法，也较早完成了首轮修志；率先建立地方综合年鉴由史志部门编纂管理、专业年鉴由史志部门组织指导的工作体制；完成三级地情资料库和地情网站建设，实现了资源共享；三级年鉴已发展到190多种，建成三级方志馆108家及全国第一家专业地方史志博物馆。

　　苏州

　　专卷专志弘扬吴文化

　　苏州地方志编纂进入二轮市志总纂第一年，依照 “专卷+专志”和“横排竖写”的编纂思路和原则，全面反映时代和地方特色，推出了《苏州山水志》、《苏州老街志》、《吴中老街志》等志书，形成“专志系列”。信息化建设实现首轮市、县13部志书及百余部乡镇志的网络阅读，上迄远古，下至20世纪末，是全面了解苏州的重要文献资料。创“吴文化讲座”品牌，普及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指导市旅游局在全省率先出版《苏州旅游志》，以“苏州速度”展示名城魅力。

　　北京

　　巨细靡遗京味十足

　　北京1988年开始的首轮修志完成市志154部和区志18部，分类非常详细，仅工业志就有20部，堪称全国最系统、最完整的方志编纂。为古都北京修志必然要修出京味儿。北京为当时的5个世界文化遗产单独立志，另编修10部特色志。2008年，北京启动二轮修志，《残疾人事业志》等“新志”也在编修之中。（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潇潇　杜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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