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84 期 “独家报道　地方志留住身边的历史”文章之一

　　3月29—30日，2011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在深圳召开，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深圳市史志办公室首次同时邀请全国副省级城市方志机构主任与会，开创了一个新的会议组织模式。会议期间，深圳市史志鉴优秀成果展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目光，大家对深圳方志工作的成绩赞叹不已。借此机会，记者采访了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主任黄玲，请她介绍深圳方志工作的经验和她本人的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是如何看待和开展修志工作的？

　　黄玲：深圳建市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其前身宝安县早在公元331年立县，距今已有将近1700年了。历史上先后6次修《新安县志》（新安县为宝安县旧称——记者注），民国时期复修《宝安县志》，但没有完成。改革开放后，深圳才开始大规模修志，1985年1月深圳史志办成立，宝安县随即成立县志办。因深圳市的历史太短，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编修近100年的《宝安县志》，1997年该书出版，政府各部门的主要任务则是编修专志。1998年6月深圳建市20周年之际，正式启动市志的编修，涉及全市120多个单位，约1200人参与。《深圳市志》首卷已于2005年出版，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5卷，其余各卷今年底将全部完成。此外已有20多部专志出版。

　　深圳提出文化立市，而方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02年，区志编修全面启动。经过努力，包括盐田区在内的5个区划入广东省二轮编修规划。区县志的复审、终审由市志办负责，我们全程跟踪，市志办领导亲自抓每一个区的工作。深圳区志的质量好，与内部要求严格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曾对某区志在复审中提出了600多条意见，修改后终审又提出了400多条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深圳方志工作在短时间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您有哪些经验与同行分享？

　　黄玲：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工作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开展的。总结起来，以下几点经验可以供大家参考。

　　抓住每一次机遇发展深圳方志事业。比如以前没有区志办，我们利用编修区志的机会申请成立了区志办；借助《地方志工作条例》出台的契机，我们于2007年2月向市政府提议建设深圳方志馆，该馆已于2010年6月正式开工，预计2013年竣工并投入使用；深圳年鉴机构1995年创办，2007年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我们将年鉴机构由政策研究室纳入史志办，实现党史、方志、年鉴合一，资源共享；以前深圳史志办是二级部门，规格低，影响权威性，借去年党委加强党史工作的契机我们又提出部门升级。

　　善于与社会力量合作。史志办人手有限，要办更多的事，就必须与各方面的力量合作。我们与制作单位合作拍摄了10集的《百年中英街》、30集的《深圳村庄30年》等纪录片；与报社记者和社会人士合作开展口述史工作，请当年的市委书记、宣传部长等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恢复鲜活的历史记忆。

　　主动承担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如承担《深圳改革开放史》陈列大纲和《深圳特区30年》的写作工作，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深圳的影集，参与深圳改革开放专题研究工作等。

　　重视队伍建设。我们的人手少，就更要充分培养和利用人才。为提高业务素质，我们建立了学术成果奖励机制；每月进行一次业务考核；举办全市史志系统联欢等文体活动，增强队伍凝聚力、活跃气氛。

　　主动为资政提供服务。深圳史志办的特点是史志合一，党委分管。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已连续4年编写市委办公厅年鉴；编写资政快报，为市委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主动要求编写《深圳有爱》、《大运会志》等。

　　重视理论研究。我们提倡专业人员与行政人员分类管理。目前虽然所有人员“参公”管理，职称不与工资挂钩，但我们坚持给专业人员评职称，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地情研究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未来的工作有何期待？

　　黄玲：在全面信息化的今天，我感到方志工作必须创新，不能闭门修志，要通过举办展览、活动等全方位开展工作。2006年我们开通了“深圳市情网”，2013年方志馆将落成并投入使用，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成立机构、收集馆藏、组织展览等，我们的目标是使深圳方志馆成为全国方志事业的重要基地。（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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