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84 期 “独家报道　地方志留住身边的历史”文章之一

　　方志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将以前的方志统称为旧志。历史悠久的旧志对新方志的体例、内容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方志。为此，本报记者请方志史研究者黄燕生略数方志的历史。

　　方志起源观点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方志的起源有诸多观点，还发生了地理书和史书之争，这些观点和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黄燕生：我们以宋代方志为起点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方志形成过程中，大致有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由舆图发展出图经，由图经汇编为区域图志；另一条是由古方国史演化为名目繁多的郡书地记，再由地记与图经融合为定型方志。

　　宋代以后，地方志发展成为兼具图、表、志、传、集多种体裁，包括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各项内容的地方百科全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地理书或者历史书，所以究其来源便有了种种不同说法，而且各有道理。

　　古代地理书《禹贡》按照区域叙述山川、物产、土贡，显然与历代总志和方志的内容框架相一致，而《山海经》按照方位叙述山岳、河流、地方的风土民情，也为后世志书因袭。追溯《禹贡》、《山海经》为方志之源者，自宋及今络绎不绝。然而，方志中展现的城乡经济、表述的历代职官、彰显的先哲贤达、记录的社会风俗、类编的碑碣歌咏，又大大超出了地理书的范围。于是，《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汉晋兴起的郡国之书，《史记》、《汉书》创设的志传表，《诗经》采录的风、雅、颂也被认为是方志之源。

　　宋元以后，尤其到清代，方志中“史”的成分越来越多，方志为史书之流别，已成为共识。但志书毕竟还是综合体，与单一记述地方历史的著作有很大差别。正因为如此，将方志的起源追溯到某一种书或某一类书，都可能引发争议。

　　志书定型于南宋 繁盛于明清

　　《中国社会科学报》：志书在南宋时期基本定型，当时志书的体例是怎样的？

　　黄燕生：南宋时期，方志摆脱了以往案牍地位，体例也向类书和史书转化，大致可分为平列门目、纲目体和史志体三种类型。平列门目是在旧图经基础上加以扩充形成的多门类形式。如范成大编纂的成书于绍熙三年（1192）的《吴郡志》，分为39门。纲目体是对平列门目的改造，在大类下设目，以纲统目，类例较为清晰，如《咸淳临安志》分19类，下辖52目。史志体即模仿正史的纪传体例设置类目，以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为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朝政府首次颁布条令规范方志的编纂，条令具体规范了哪些内容？有何意义？

　　黄燕生：明永乐十年和十六年， 明成祖朱棣两次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癖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均提出具体要求。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体例的政府条令。

　　由政府颁布修志凡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凡例》为各地志书的类目规划了一个统一纲领。这个20多门的大纲包罗了众多的项目，既有地理、风俗、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也有官署、学校、人物、诗文诸方面。《凡例》的分目使各地修志有法可依，有例可循，为整齐门目、统一体例作出了努力。其次，《凡例》对所列类目的内容、取材、书写方式均作出详细规定，这样的规定避免了各地志书在叙事上或繁或简，不得要领。再次，《凡例》的颁布是永乐年间大规模修志的步骤之一，它对明代方志编纂的繁盛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为后世所效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地图绘制是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永乐大典》中有哪些关于古代地图的信息？

　　黄燕生：明初编纂的巨型类书《永乐大典》保存了众多绘制精细的宋元明初地图。《永乐大典》现存约400余册，800余卷，虽不到原书的4%，我们仍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古代地图，绝大多数是方志地图，如太原、洛阳、湖州、绍兴、抚州、广州、潮州、南宁、梧州等地的境域图、城池图、古迹图等，不仅类别多，也为人们了解早期版刻地图提供了直观资料。以往我们看到的古代地图主要是碑刻，宋元明初已有地图刻版，但流传下来的多为后世再版，经过比对，很多已失原貌，而《永乐大典》以摹绘形式再现宋元时期方志刻绘的地图，原图风貌基本保留下来。对于鉴别和研究早期版刻地图特点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还有的方志已失传，地图仍保留在《永乐大典》中，如著名的北宋《河南志》，仅存的4卷还是清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原本已不存，但该志的地图在现存大典残卷中还能看到，不但是传世古代地图中的珍品，由于大部分地图是描绘唐东都古迹，在上世纪洛阳考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方志学研究成绩斐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国学者对方志的认识有哪些变化？民国时期在方志编修和方志理论研究方面有哪些成就？

　　黄燕生：封建时代的史家重视的只是上层社会的历史，恰如梁启超形容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受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民国史家，则将新型方志的编纂作为撰述民史的一种尝试。1933年，吴景超发表《中国县志的改造》一文，为新县志拟定了政团、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风俗与习惯信仰、农村信贷等新内容。对于新方志编纂应增加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民国志家有着一致的意见，“使一般公民皆能阅读了解”也成为修志者的共同原则。这一时期，各省市县修志局馆普遍建立，学者名流纷纷参与其事，一批具有鲜明创新意图的方志相继问世。

　　民国学者不单在方志编修上勇于创新，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也成绩斐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方志学科的建立。1924年，梁启超首次提出“方志学”的概念。不久方志学就成为高校的一门学科。1935年，李泰棻的《方志学》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通论》相继出版，标志着方志学研究上升到新的水平。可以认为，科学地研究方志是从民国时期起步的。

　　二是方志史料学的开展。地方志的科学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利用方志史料研究往昔和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成为民国时期的一种风尚。为了便于纂修新方志和利用方志史料，对历代方志的整理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三是方志目录学的创立。为了弄清历代方志存佚状况，编辑地方志目录就显得十分必要。方志目录、提要的编纂，为全面了解现存方志的数量、分布和收藏情况，进而系统分析历代方志的类型、体例及其编纂规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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