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加强对日研究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部分。5月18—19日，中华日本学会2011年年会暨30年日本研究学科综述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10名专家学者分别就承担的学科综述议题作了专题报告。

　　总体情况：发展迅速 成果丰硕

　　从与会专家的发言可以看出，30年来学界对日本的整体性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深度、有特色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吴怀中指出，整体上看，日本外交安全研究的基础条件日臻完善。第一，基本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学术队伍、高端化和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有了更广阔的研究平台；第二，研究成果内容宽泛，质量较高，涉及日本外交安全的所有方面，具有一定深度；第三，研究连贯、立场鲜明。

　　谈到日本经济研究的总体情况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季风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每个阶段的研究都与我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连。30年来的日本经济学研究基本遵循三个原则：根据日本经济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研究；站在全球高度进行研究。

　　日本社会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目前科研队伍已初具规模，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成为日本研究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王伟指出，与其他学科相比，日本社会研究还比较缓慢，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

　　阶段特征：三个阶段 各有特色

　　梳理近30年我国日本研究的基本状况，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将其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前10年三个阶段，各学科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各有特色。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徐万胜介绍了1981—2010年日本政治研究的发展轨迹。他指出，30年来日本的政治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初创阶段大体构建了研究框架，偏重对日本政治的介绍和借鉴，有关日本行政改革的研究是其亮点；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完善阶段，学术论著数量略有增多，领域有所拓展，研究开始注重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21世纪初期阶段，论著数量显著增多，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运用，中国学者在部分领域开始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

　　有关日本文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谭晶华认为，第一阶段为开拓阶段，此时研究者的视野和方法还有一定局限性；第二阶段扩展了研究领域，相继推出了一批有重要铺垫意义的成果；第三阶段由于不同岗位的学者开始成为研究骨干，许多人在国外完成博士深造后回国工作，使这个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不断深化、全面发展。

　　日本经济研究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有很大关系，张季风分析指出，最早的研究主要包括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垄断资本主义和宏观经济管理；之后则转向日本市场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理论的研究；21世纪初开始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经济长期萧条、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并取得丰硕成果。

　　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拓宽视角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未来的日本研究仍面临很多问题，对此相关专家给出了各自建议，以促进日本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对于未来的工作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高洪认为，要加强跨领域、多学科的宏观研究；要做好时政性的微观研究，力争拿出高质量、高价值的成果；要积极关注国际学界动态，把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推向世界。

　　“从日本政治研究角度看，未来要继续扩充研究队伍规模，积极培育新生代研究力量；要规范研究方法，加强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要深化选题范畴，求新、求宽、求异”，徐万胜具体分析了如何促进未来日本研究的发展。

　　吴怀中对于日本未来外交安全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两方面研究要和谐共进；研究方法、手段、路径要改进、创造和提升；研究选题需要学者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学科发展趋势的把握要与时俱进，拓宽视角。

　　5月23日，原18军侦察兵王贵在和平解放西藏的照片前向观众讲述他的传奇经历。当日，“见证西藏60年”摄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展览在全国共征集了3000余幅作品，展出的200余幅作品直观而艺术地展现了60年来西藏的发展和进步。（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张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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