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回眸历史，俄罗斯学者如何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20年来，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又存在哪些问题？近日，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茹科夫教授率团来华出席由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俄友好协会及俄中友好协会联合在北京、天津举办的“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周”活动。在京期间，本报记者在其下榻的建国饭店进行了专访。

　　失民心者失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怎样看待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茹科夫（以下简称“茹科夫”）：关于苏联解体，我认为可从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个视角来考察。从政治因素看，苏联政治局势越来越僵化，苏共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70多岁，领导层严重老化，改革进取之心不足，党政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越来越大。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任总书记均在上任几个月后接连逝世。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接任后曾给国家带来很大希望，大众希望结束这种最高领导人走马灯式的更迭，改变党政死气沉沉、人心涣散的局面。但雄心勃勃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采取了不正确的过激过快的开放、民主化“新思维”运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党、政府和整个社会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的状态下贸然松绑，采取不正确的路线，给反对派等可乘之机，使其利用部分党员与民众对党的缺点和问题的不满反对党和政府，导致了党政领导失控和社会混乱。而此时，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优柔寡断，对党的事业和前途信念不足，对党内的反对派心慈手软，没有及时纠正错误倾向，也没有维护党的根本利益，任由党的根基被掏空。党不存在了，国体也就不稳固了。

　　从经济因素看，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失误，过分重视重工业化，忽视轻工业发展；过分追求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及军事上的强盛，忽视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过分强调党政领导的计划命令，忽视市场资源配置和调节；沿用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忽视科研投入和创新转型；过分依靠石油出口，忽视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部门的培育和发展。这些导致苏联经济增长率连年下滑：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年均增长率高于5%；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降到2.8%；1990年则是负增长。加之1985年后国际油价下跌，使苏联外汇主要来源受到削减，预算亏空难以弥补，进口缩减，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矛盾空前加剧，成为压垮苏联的一根稻草。

　　从社会发展方面看，由于经济颓势，生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国内供应匮乏的条件下，权贵特供、“走后门”体制使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普通百姓则要忍受各种商品凭票供应。百姓精神空虚，百无聊赖，加剧了酗酒现象，而酒的短缺和禁酒令、反私酿等又激起百姓严重不满。同时，医疗服务差、住房改革低效、出国审批繁琐、言论集会自由受限等都引起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思变之心不断强化。此外，一些从西方归来的俄罗斯人，看到西方世界的繁荣，对比苏联国内的宣传及实际差距，产生了极大的被欺骗感和强烈的向往西方生活感。加之西方针对苏联开展种种广播宣传，使苏联民众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接受和认知越来越多。可以说，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和对国内现状的不满加剧了百姓的求变心态。

　　从民族矛盾看，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中央集权控制放松，国内民族矛盾和分离倾向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族矛盾、分离主义加剧，其中在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特别突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领土纠纷、格鲁吉亚境内民族矛盾等也很尖锐。

　　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无能、党组织的涣散和脱离人民大众、权贵贪腐与不良风气盛行以及党和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失误（如轻工业产业发展落后、消费品奇缺等）、外部环境影响扩大、普通百姓对更好的生活与自由的追求与求新求变心理日益增长等诸多因素，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撼动了执政党的地位和苏联国体的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诸多因素中社会因素是最为基本和直接的？

　　茹科夫：是的，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很多问题和矛盾都集中体现在社会问题上。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好，老百姓得不到想要的商品和服务、得不到应有的表达自由和休闲服务选择等，就只能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信任和尊重。在戈尔巴乔夫推动自由化、民主化运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失去了对党的信念，纷纷退党。当叶利钦宣布取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合法存在时，党的一些领袖带头退党，也没有遇到普通党员的多少反抗。之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解散苏联协议的分裂行为，也没有受到广大党员、民众的强烈抵制。

　　中国同志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解体有很多深入精辟的研究。据我所知，我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出版了这方面的鸿篇巨著，提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

　　党内民主、为民谋利、清廉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看，您认为能从苏共瓦解中吸取哪些教训？

　　茹科夫：苏共曾是历史悠久、拥有众多党员的执政党，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解散、被禁止活动，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教训是沉重而深刻的。

　　党组织要保持人民先锋队的地位和作用。党必须保持战斗精神和凝聚力，要保持建设创新，而非固步自封。党内民主、平等、活泼的氛围是党保持战斗精神的基本要素。党的领导层不能成为典型的官僚，党内民主、党内沟通、协商、对话机制至关重要。1987—1991年，退党人数逐年激增，说明党组织众叛亲离，已经失去了权威性、感召力和吸引力。这既是对党内种种弊端的反抗，也是党软弱无力和自由化泛滥等的必然结果。

　　党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应与基层党员和大众保持紧密联系，建立有效对话交流机制。大规模退党意味着党员对党失去了信任。党的领导层应与普通党员群众保持平等地位、代表大众根本利益诉求，而不是代表少数权贵阶层、与民争利、从人民身上盘剥利益，使自己成为权贵。当党的干部蜕变为超乎群众之上的角色时，人民就不会买党的账，党就会失去感召力。因此，应该推动党内民主化进程、反对独裁制、构建与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倾听基层的呼声和要求。

　　党必须保持清廉而非腐化堕落。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必须廉洁，而不是以权谋私，搞等级化、官僚化、特殊化、特权化。如果蜕变成逐利阶层或者与商界精英结成联盟，必然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中钱权交易、寻租腐败盛行，败坏社会风气，自然会脱离广大普通党员及群众，得不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还会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逐渐失去权威性和先进性，甚至走到大众的对立面。因此，党员纷纷退党也在所难免。所以，执政党特别要注意反特权与反腐败。保持党的清廉形象，是执政党提高公信力、权威性和战斗力的基本保证。苏联权贵集团利用权力与社会稀缺资源捞取私利，逐渐成为尾大不掉的、侵蚀党与国家机体的毒瘤，并最终断送了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20年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喜忧并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评价苏联解体20年来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问题？

　　茹科夫：利弊兼有，喜忧并存。成就方面，近20年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罗斯扭转了转型最初几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的局势，近十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提高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俄罗斯商品与服务极大丰富，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消费与服务选择性增大。百姓言论、集会、出国、职业选择等自由空间扩大，传统的“大锅饭”和“等靠要”的价值观被公平竞争、个人奋斗、市场观念、创业精神等所取代，百姓对未来的预期更加自信、稳定。车臣等民族战乱地区趋于稳定。大国公民的心态和信念回归。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政府汲取了10年前金融危机期间的教训，特别注重民生福利，多半财政支出都用于实行预算部门职工工资指数化增长、退休金与失业补贴，也增加了对大学生的补贴。大力建设银行法定存款保证金制度，保证95%以上的居民存款不会因商业银行倒闭而受到损失，避免出现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倒闭使普通居民受到牵连、损失存款的恶果。从总体上确保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居民生活水平没有大幅下滑、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工等动荡局势，基本符合政府初衷并确保了社会稳定。

　　同时，也应看到依然存在诸多负面或者不足方面。虽然以美元衡量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1991年的水平，暂且不说这主要依赖于出口换汇，但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还没有恢复到20年前的水平，因为美元严重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也困挠着普通百姓，并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中低收入阶层、退休者等的影响十分显著。因为这些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用于食品消费。食品价格上涨过快拉大了贫富差距，使部分低收入者沦为极度贫困者。

　　目前居民的福利保障还没有达到20年前的水平，过去居民享受教育、医疗、低保等均比现在好。在市场化条件下，现在条件较好的幼儿园、中小学、医疗等收费都比较高，学生课外兴趣班等也不再免费。大学合同收费生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全国平均水平已经由2001年的约30%提高到60%，个别热门院校与专业的收费也越来越高。名义上，退休老人等实行免费医疗，但没有较好的医生和医疗项目服务，也取不到免费药、拿不到疗效好的药，更不用说进口药了。苏联解体以来，由于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降低，近10年人口净减300多万。

　　贫困群体人数较多以及贫富分化加剧是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俄罗斯还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失业问题虽然不算很严重，按照官方统计，全国大约4%—5%的登记失业率，莫斯科市的登记失业率虽然仅为1%左右，但一些失业者特别是年龄偏大者、妇女等，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只能从事清洁工、苦力等。但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莫斯科失业者来说，自尊心和面子使其难以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莫斯科等大城市虽然登记失业率不高，但部分失业者的生活却异常艰难，房价、生活费等居高不下，没有稳定收入，仅靠政府最低收入补贴以及打零工等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如按照官方数据，俄罗斯10%的最富裕人群与10%的最贫穷人群的收入差距，从20年前的约3倍扩大到目前的15倍以上。但根据我们的调查测算，在莫斯科市实际已超过70倍。全国各地差距很大，很难得出全国平均数。

　　此外，腐败与犯罪加剧，败坏社会风气。叶利钦执政时期，适逢新旧体制交替之际，行政与司法不力，各种漏洞为腐败提供了空间。虽然普京执政后发起过几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但收效甚微，腐败之风依然盛行。腐败腐蚀着政府声誉，影响到政府权威性及行政效率，也毒害着社会风气。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更加重视反腐败，成立了反腐败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颁布了反腐败法律以及严厉的惩罚制度与政策等，但腐败还是有增无减。行政机构对经营者的“管卡压”还是很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政府部门及银行机构等对创业、创新活动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各类恐怖犯罪活动、因官员渎职等造成的灾难性等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的市场与生活环境。

　　总体上讲，尽管苏联时期存在各种严重问题，多数居民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也充满怀恋之情，但回到过去也绝无可能。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居民的政治权利、出国旅行与定居、职业选择、消费与服务的选择等空间增大。虽然裙带关系等依然存在，但人们的谋生途径、前途更多地靠个人努力与奋斗。当前，俄罗斯对于个人奋斗而致富的宽容度得到提升，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拓展，有志向、有能力的人将更有奔头。

　　合理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关于推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您有何建议？

　　茹科夫：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降低，成为世界银行减贫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这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人民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满怀敬意。很多俄罗斯人来中国旅游、经商、学习和生活，中国对俄罗斯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每次来中国，都能够欣喜地看到中国发生的新的变化。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人口众多、生活水平起点较低，加上过去多年政府偏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收入分配不够公平、区域发展不够均衡、城乡差距扩大等有加剧的趋势，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依然存在。如近年的“毒奶粉”等事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俄媒体也进行了广泛报道，使俄罗斯人对中国商品质量产生了更多疑虑。但这些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俄罗斯也存在类似的诸多问题。

　　社会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人是社会这个大网络的节点，或组成这一机体的细胞。一个细胞、一个节点坏了，可能不要紧，但问题在于它会有外溢效应、扩张效应或“多米诺”效应。因为人处于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中，每个人对社会的满意度、幸福度直接影响到工作积极性、效率、社会安全与和谐。社会和谐发展是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合理有效的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手段。社会是个有机体，每个国家要制定、实施好的社会政策，首先需要建立起社会健康状况的“体检”机制，准确观测并及时诊断社会矛盾、社会病症，采取预防疏导措施，防止社会矛盾和“病细胞”蔓延扩张乃至恶化为“不治之症”，避免社会动荡。我认为，研究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发现，中国的发展战略重心也在不断调整。与前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十二五”规划将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战略地位，如设置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提升社会领域发展目标；提出“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率；提高贫困线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更加重视发展教育、医疗服务、廉租房建设；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和安居等方面的限制等。这些都是旨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所乐意见到的。

　　加强中俄社科合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俄两国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加强合作研究？

　　茹科夫：社会发展问题将是中俄两国和平发展不可绕过的核心问题。俄罗斯和中国都处在转型与崛起途中，在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携手共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地方。加强两国社会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探讨与交流，有利于为两国决策界提供参考借鉴，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社会发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认为，这是目前依然不足、尚需大力强化的合作领域之一。

　　为中俄友谊合作“添砖加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希望这次在京津举办的“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周”活动取得什么成效？

　　茹科夫：这次我们大学与中国对外友协、中俄友协、俄中友协联合在北京和天津举办“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周”，就是希望扩大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在中国的影响，吸引中国优秀青年到我们大学学习。同时，也希望进一步促进中俄友好交流与合作，包括借此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流、探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的合作问题，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使其落到实处。我深信这是为中俄友谊大厦“添砖加瓦”的尝试之一。（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林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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