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述而不作”到朴学“考据”，儒家经学完成了近代之前的研究范式转换。儒家典籍体例中出现了经、传、记、注疏（含笺注、义疏）、考据、集注、校注、评注等不断创新的形式。

　　先秦的孔子整理“六经”，将《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儒家经学整理、解释的主要文本和教育学生的基本教材。他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期待以“六经”所传载的礼乐制度、周公之道，在春秋“礼崩乐坏”之世，重建社会秩序。

　　汉代，儒学成为官学，人们对其经典解释活动的权威性提出了系统化与制度化的要求，创造出“阐释”与“训诂”的研究范式。今文经的“阐释”要求人们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赋予经书新的意义，使之适应时代需要；古文经的“训诂”注重字义，不讲微言大意，借鉴新发现的古文经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专注于经文的解释。作为解释文本的方法，“阐释”除了解字释词外，常会对经典进行过度解释，甚至为表达特定思想而穿凿附会，以至自身学说日益繁琐；而“训诂”反对将解释者的成见带到解释中去，主张历史主义的态度，但忽略了解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主体活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康宇　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查看更多内容请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