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始的哲学概念及其创新资源的说法已是陈词滥调。这种阐释模式并不像波勒贝克所见，启蒙的教育纲领面向实用兴趣的冷静倾向被德国观念论哲学以一种可疑的方式打断了。教育被观念化，有意识地与生活世界的实践保持距离，并宣布了一种和谐地自我完善人格的博雅理念。从此，这种典型的德国教育纲领就将新人文主义奉为圭臬，文化资产阶级在自我理解中将其固定，面对政治和经济的黯淡前景，将崇高的教育王国视为颇受欢迎的避难所。

　　波勒贝克尝试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觉醒与新人文主义潮流做出区分。如果说新人文主义教育概念的创新仅仅在于“自我完善中的人格的思想的简单化，在于教育手段的质料化，在于通过机构对教育理想的固化”，那么这个差别立刻被抹杀。哲学家们一如既往地迷失于过于“理想主义”的体系中，而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创性就被限制了。这就是他们简化了哲学模型而取得穿透力效果的原因。这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阐释模式”。但如果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概念并非其自身哲学思想的简化，而恰是它的缺陷呢？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　Birgit Sandkau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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