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86 期 “ 特别策划 进入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 ” 文章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

　　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传统可以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

　　形成期以19世纪20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汤姆森按这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评。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果为人们所推崇。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类型学”，即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地层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和重大发现的增多。这一时期获得了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在一些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初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此外，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地区从欧洲和近东向东扩展至中国和印度，拉开了这两大文明古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河南渑池仰韶村、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北京周口店等一批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古发掘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从这些发掘，特别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发掘和记录方法为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后期（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由只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变为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通过遗迹和遗物研究过去人们的行为；运用聚落形态研究的方法探讨社会组织结构；开始注意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这些后来成为考古学研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理论，对世界考古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起步的时期。以西安半坡和河南庙底沟为代表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河南辉县、三门峡等墓地以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长安丰镐、汉唐长安和洛阳等古代都城都在这一时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为了解其文化内涵提供了新资料，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聚落、墓葬和都邑考古发掘方法。

　　这期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考古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又相继设立考古专业，开始招收全日制大学本科生。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三大杂志”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

　　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也称“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中国考古学界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度过这一时期的。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际学术界的各种流派在这一时期很少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文革”期间，仍有殷墟妇好墓、秦始皇兵马俑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重要考古发现，成为当时学术界少有的亮点。改革开放后，各地考古工作逐步恢复，一些省区开始建立文物考古研究所。

　　全面成熟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新考古学出现后，经过近20年的实践，并没有取得该学派原来希冀的成果，反而暴露出一些弊端。于是，考古学界出现了一些针对新考古学的不足而形成的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性别考古学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这期间，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进步。如AMS（加速器测年）和古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等，都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时隔30年后，中国考古学再次得以直接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交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方式，对国际考古学界的了解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过了全盛期的新考古学被介绍到国内。围绕着新考古学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学界展开争论。通过争论，绝大多数学者形成了基本共识：了解和学习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必要，但不能“邯郸学步”，而是应当在继承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促进自身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不断加强。中外合作调查和发掘项目达数十项。中国考古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渐被国际学术界了解，其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经过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至上世纪末我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大部分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也已大体清晰，作为考古学三大课题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及中国史前时期聚落和历代都城、古代手工业、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继续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

　　新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彼此相容、百花齐放的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日益广泛，基建考古数量激增，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发掘报告大量出版，课题研究屡有突破。较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国家重大项目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联合攻关，对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等问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考古学家正在通过积极的努力，为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和丰富内涵，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史和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作出积极的、符合我国历史地位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工作区域正从国内逐步扩展到邻国。中国正在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中国考古学正在迎来黄金时代。

　　随着学科和社会的发展，考古学不再是一个冷僻而少有人问津的学问，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应，考古学和考古学家本身也逐步发生着变化：考古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他们注重思考考古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积极发挥作用，主动进行考古成果的宣传和普及，所有这些都是考古学走向成熟和持续发展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考古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未来的考古学将如何发展？我认为，应该是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研究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研究手段进一步现代化、研究视野进一步国际化、研究成果进一步大众化。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全世界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也需要得到各国政府、新闻媒体及出版界的支持，更需要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理解，这是考古学不断兴旺发达的、重要的力量源泉。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