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考古学家，世界文明史只能陈放在故纸堆中；没有考古学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只能以文献和传说代代相传。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料可考、有文物佐证的都城遗址——商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安阳殷墟，就活跃着一群考古学家，他们用手中的铲子，一点点从深厚的泥土中修复着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文明，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文物依据。

　　

　　用智慧发掘奇迹

　　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安阳殷墟宗庙遗址南面的一处基建考古发掘工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一支考古队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此发掘。

　　坐落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的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自1928年开始，已发掘出商王朝的宫殿、宗庙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和契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等珍贵文物。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这是唯一与活文字有传承关系的古文字。

　　抗战爆发后，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设安阳工作站，为长期发掘和研究殷墟做准备。

　　在殷墟考古史上，无数考古发现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1976年完成的妇好墓发掘便是其中一项。墓葬主人的故事在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可以确认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这是迄今考古学界可以明确认定身份的年代最早的人物。另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是1991年发现的花园庄3号甲骨坑。这座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尤为珍贵的是300多片完整的刻辞甲骨，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等方面。

　　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工作，众多商代学术问题在考古队的手铲下迎刃而解，洹北商城的发现就是如此。

　　1996年，年纪尚轻的考古队长唐际根从老一辈学者手中接过主持工作的重任。唐际根布局殷墟研究的思路与先前的学者有所不同，他认为要深入研究殷墟，必须了解殷墟附近的古代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文化环境。1997年，唐际根联络海内外学术力量，在洹河流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区域考古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他意外发现：洹河北岸可能存在一处大型商代遗址，其规模堪与已经发现的殷墟范围相当。从此他醉心于距殷墟不远的洹河北岸。经过野外钻探和调查的三年寒暑、苦苦寻找，1999年，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找到一处在地下埋藏了3300余年的商代中期城址。

　　唐际根说，洹北商城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与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环，从考古学上完善了商文化的编年框架。湮埋于地下的洹北商城，很可能是商代中期商王河禀甲徙居的“相”都或者另一位商王盘庚所迁都城“殷”的最早地点。

　　2006年7月，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功不可没。

　　1999年进入安阳工作站的何毓灵是54号墓的发掘者，这是继妇好墓之后另一座完整保存的商代贵族墓。“在3个月的发掘中，我们先后发掘出青铜礼器、兵器、石器、陶器、玉器等随葬品570多件，其中标志墓主人贵族身份的青铜礼器就达38件，不少种文物是首次面世。”何毓灵说。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用智慧发掘并见证了一个个考古奇迹。“每一个考古学家都是殷墟考古的见证人，每一个考古学家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何毓灵说。

　　考古工作者的多味人生

　　

　　“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思路。田野考古也不例外。科研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是来自学术界的巨大压力。这是学术素养发挥作用的时候。学术素养好你便自信，有了自信你便能够坚持。而重大的考古发掘或者理论建树，便是在坚持中达成的。”唐际根这样谈起自己的学术感想。

　　考古是个细致活，根据要求，考古人员每天都得整理白天在工地上的所有工作情况，否则容易漏掉，所以考古人员连业余活动的时间都很少。记者看到墙上的一张纸上记录着队员们的作息时间：早上7时起床准时上工地，午休后14∶30上工，18∶30结束。

　　十多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考古队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何毓灵告诉记者：“首先是科研人员严重不够。考古发掘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步骤需要密切结合。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机制下，只要不下雨，考古队就没有节假日。即便是在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工作站也不能少人。”

　　何毓灵以正在发掘的同乐花园考古发掘基地为例，出于殷墟大遗址保护之需，原来位于宫殿保护区的花园庄村将被迁移。冬季温度太低，不利于挖掘，但为了使拆迁户早日搬入新房，考古队采取了很多措施。队员们每天晚上给土地盖上薄膜和草席，第二天揭开继续作业。

　　“工作是枯燥的，人生是幸福的。”队员岳宏彬告诉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古人打交道的感觉其实挺好。每当到达考古工地，俯瞰不同年代的土层，便有了一步跨越千年的感觉。”

　　说起来轻松，但考古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岳宏彬家在北京，由于长期出差在外，十多年来一直与妻儿两地分居。岳宏彬还给记者看了儿子送给他的一幅画：一只运动鞋下面一行稚嫩的字迹，“若你要走，别忘回家。”岳宏彬说着，眼眶有点泛红。由于长期在外，家务事和小孩教育一直都由妻子承担，岳宏彬说自己很愧疚，妻子付出得太多。

　　岳宏彬说，干这一行，人身危险也时时存在。2005年，工作队在发掘一个墓葬的时候，发现了盗墓贼在墓中放置的炸药雷管。而在墓坑中作业的时候，深邃的墓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坍塌。有时候如果一个考古发掘现场被盗墓贼盯上，他们就会采取暴力手段抢文物。

　　岳占伟是站里的助理研究员，安阳本地人，1997年到这里工作。他说：“田野考古本来就是一个苦活，干这一行，要忍得住寂寞，吃得了苦。但我喜欢这一行，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考古需要社会的理解

　　何毓灵说，对于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人们对考古工作的误解。“比如说，在面对朋友时，他们往往认为我在挖墓，跟盗墓贼是一个概念。”

　　还有很多人认为，整天挖来挖去没有经济效益，又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出土，这种困惑是考古学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何毓灵说，考古学90%的任务不是在挖墓葬，而是根据考古挖掘的信息去复原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动态过程。比如，挖掘出古代的房子、水井，然后作技术性分析，这些细节都是在还原历史基本资料。

　　“一般的人对考古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出土青铜器玉器等。考古人员大多时候只是默默无闻地进行更微观层面的工作，包括通过每一个出土细节了解当时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还原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何毓灵说，殷墟在历史上存在了250年，一个个探方在考古人眼里都是不同的年代记录。由于中国的历史都是官方的历史，百姓的生活很少出现在史书中，而聚落考古便是了解当时最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最基础材料，对于研究历史有着很重要的实证价值。

　　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地方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引起了安阳站考古人员对殷墟保护的种种担忧。“作为一个科研单位，考古队只负责保护殷墟遗址，没有执法职责，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科研人员是很心痛的。”何毓灵说。

　　为了给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使人们对考古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近几年，安阳考古工作队还成立了公众考古学中心，专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

　　何毓灵说：“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文物软实力就是支持文化软实力最有利的支撑点。考古就是提升文物软实力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提高国家的文物软实力，这也是我们目前尽力向公众介绍的内容，让大家尽量理解考古的用意。”

　　唐际根说：“考古学属基础科学，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门应用科学。学术成果不能总束之高阁。要让古代文化遗产服务现代社会。我曾梦想在安阳建一座殷墟博物馆，现在这个梦想成真了。殷墟博物馆向所有来访者证实了殷墟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证实了殷墟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考古学服务于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除了通过博物馆的方式将文物和知识奉献给公众，另一条重要途径便是将考古遗址与景观建设结合起来。例如今天的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提倡城市公园与遗址结合。考古学者走出书斋，走进社会，走近公众，有时候会被人误解成想当‘学术超男’。其实这不是误解考古学家，而是在误解整个考古学。”（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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