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80 期 4 版 “ 独家报道 ” 文章之一

　　在贵州夜郎学术研究中，有这么一位人物不可忽视，他集官员、作家、学者于一身，既是夜郎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的参与者。他就是贵州省政协原主席、著名作家龙志毅。日前，一向很少面对媒体的龙志毅在贵阳的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82岁的龙志毅，听力不太好，但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谈到自己对夜郎的研究，他谦逊地说，在一线工作时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1998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贵州省史学会推选他为会长之后才开始研究夜郎文化，他一直非常关注夜郎研究的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针对目前西南六省市，包括桐梓、赫章等地的夜郎之争，您如何看这一现象？

　　龙志毅：我认为，这种争论的目的都是从现实利益出发，为了旅游开发，未把夜郎历史文化当做一个命题进行深刻研究。

　　夜郎历史研究资源应共享，大家一起来完成，而不是要你争我争，尽管现在很多地方在历史上都叫夜郎县，但大多是唐朝以后，跟古夜郎国不是一回事，可以打打唐朝的夜郎牌，但不要根据这个来争。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上也应该“资源共享”。

　　至于“湖南50亿元打造夜郎古国”的设想，应该说，新晃县在历史上不是夜郎古国，而是唐宋时期的夜郎县。但是，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也没什么不可以。

　　《中国社会科学报》：贵州是夜郎研究的重镇，研究夜郎文化现在也是一门显学，但至今还未诞生一门夜郎学。对此，您有何看法？

　　龙志毅：此前贵州的夜郎研究都是学者单打独斗，没有取得政府的支持。我认为，学者应在研究上下苦工夫，把未知部分厘清，用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去打动决策层，否则领导也不知道下面在争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夜郎研究需要着重探索几个问题，其中夜郎的总概念需要进一步廓清，为什么？

　　龙志毅：由于史籍文献的记载不一致，研究者们对夜郎的总体概念大体上形成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无论战国时期或汉代，夜郎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一个部落联盟的群体，或者是一个地域的总称。还有一些文章提法比较笼统，分不清所论述的夜郎国是指如前一种论述诸联盟中的“小夜郎”还是雄踞西南的统一的“大夜郎”。

　　这是研究夜郎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的概念自然会涉及夜郎的地理位置、族属文化特征以及夜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等等的不同。需要通过对现有文献进一步深入探讨，去伪存真，以求共识。否则，夜郎在人们心目中便将永远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籍文献和考古是开启夜郎神秘之门的两把钥匙。你觉得这方面研究是否应该加强？

　　龙志毅：史籍文献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在史籍文献的研究运用方面，主要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华阳国志》等等。我省关于夜郎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同广泛地运用了这些文献资料中有关夜郎的记载是分不开的。虽然所有的记载都很简单，但它们为研究夜郎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但是，各种文献对夜郎的记载既简单又互有矛盾，对一些问题说法不一，难以遵循。这就需要进一步考核论证，比如有关夜郎的地名、水名、族名等等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才能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把古夜郎的面目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一阶段的研究对夜郎文化有所涉及，主要是从出土文物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从铜鼓花纹看出夜郎文化受楚文化影响等，但好像并未形成系统。

　　龙志毅：夜郎文化形态的研究需要强化。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夜郎文化对进一步研究夜郎的社会形态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对研究贵州这个区域内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人主张对夜郎文化的研究应当采取纵横交错的办法，以考古和文献资料为纵线，以现有各土著民族的文化研究为横线，把两者结合起来，特别注意从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找出夜郎文化的蛛丝马迹。（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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