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的小说《时时刻刻》里的劳拉·布朗陷入似乎难以理喻的绝望：过着雅致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她，在丈夫生日那天驱车到一家旅馆，自杀未遂。而在晚间的生日宴会上，望着幸福的丈夫和兴高采烈的儿子，布朗夫人想的却是：

　　“她算是被陷在了这里，作为他的妻子永无出路。她不得不在这几间房间里度过这个夜晚，再度过明天早晨，接着又是另一个夜晚。她别无去处。她不得不讨人喜欢，不得不如此生活下去。”

　　劳拉·布朗怎么了：她是空虚而不知感激、自私浅薄的“战后包法利夫人”，还是丰裕时代“阵发性的神经质病人”（萨特语）？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每一个“布朗夫人”几乎都这样扪心自问过：我是怎么了？为何如此失落与不满？丰足的生活中浮现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混乱”令众多中产阶级主妇自惭而恐慌，直到一本书的出现——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参加一次校友会时敏锐地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惴惴不安，在继之以调查和访谈后，写成了《女性的奥秘》（The Mystique of Female）。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关福艳　单位：鞍山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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