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高胜（Klaus Ebermann）教授，1971年获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2—1974年任职于德国联邦经济部，1974年起就职于欧盟委员会，2001年5月至2005年1月任欧盟驻中国和蒙古使团大使，2005年1月至2009年7月任欧盟驻埃及和阿拉伯国家使团大使，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任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首席顾问，2010年8月至今任埃及不列颠大学(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客座教授。

　　索罗斯指出，在金融危机事后看来，欧元存在着其缔造者未能察觉的一些短处。欧元本应实现经济的集约效应，但它却反过来造成了现在的割裂局面。对此，欧盟前任驻华大使安高胜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欧元不仅会生存下来，而且在金融危机后，它的地位还会得到加强，“就像钢铁在被炼成之前必须先被烧红、敲打，才会愈加坚强”。

　　欧元在成长 助推欧洲一体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元诞生之际，您正在欧盟委员会工作，或许对欧元诞生背后的故事了解得更多，从这样一个独特视角，您如何看“后危机”时代欧元的发展前景？

　　安高胜：欧元在创立之初被称作“欧盟的杰作”。那时我正在欧盟委员会工作，因而对内部情况了解得多一些。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当时欧洲有两个领导人对这个提议感兴趣：法国总统首先提出这个想法，接着德国总理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这一想法的“雏形”是经济货币联盟。当时，我随委员会主席去德国考察，他提议把比较富裕的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国家联合起来，仿照德国联邦，组成一种类似的形式。当然，德国的联邦体制已经成熟，德国建国后实施分权制，有的地区比较富裕，也有一些地区不那么富裕，所以，德国当时建立了一个金融转换体系，配以强势的国家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欧盟想效仿德国，构建从欧洲整体层面上对经济实施强势干预的模式。但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各国政府急于反对这种提议，以创建自己的征税体系。各国政府的公共行政部门决定了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税收政策都由其决定。传统意义上，预算、货币政策有时也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开始时只有几个国家准备接受这一提议，结果诞生了一个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MU），而非经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虽然欧盟委员会当时建立了一些方向性的框架结构，但成员国最在乎的还是它们自身的利益。一年后，德国率先毁约，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即统一德国金融市场，成本过高，代价过大。从创立开始，是德国一直在坚持，结果却又由德国最先打破它。又一年后，法国宣布退出。其后，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国家按照预期执行协议，也没有对那些违反协议的国家进行罚款。

　　欧盟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尝试尽管失败了，但在建设货币联盟方面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这一货币必须能够同时反映强国和弱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欧元体系的缔造者们继续丰富完善这一体系，以稳定当时还相当虚弱的欧洲地区的经济。欧盟设立欧元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像德国中央银行在该国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一样，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完全是专业化的运作，有独立的监管权，监管权不仅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方面，还包括特殊的债务和通货膨胀率监控。最后，欧洲中央银行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其制定的规则，所有欧盟国家都要遵照执行，即通胀率不超过3%、每年年度预算中的新增债务不超过3%、总负债不超过60%等。考虑到这些特殊的因素，欧盟决定保持经济一体化。

　　后来，大家都意识到，欧盟国家同在一条战船上，各国的货币捆绑在一起，因而必须有所作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迹象。不是货币政策，而是更多其他的固定性因素将欧元区的17国紧密联系起来，虽然英国、瑞典和丹麦这三个欧盟国家不愿加入欧元区，但欧盟所有新成员国都表示有加入欧元区的意愿。

　　这些都是欧元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我看来，至少能加快一体化的进程。从欧盟的外部决策机制上看，这说明两件事：一是欧盟像中国一样必将经历一个长期建设阶段；二是从外交政策来看，想要触及战争与和平这些复杂问题的核心，必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某些已经写入《里斯本条约》的传统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困难。经济政策制定领域的话题仍然是敏感话题。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必将引进新的方法，创造新生事物。很多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做些事，并已产生积极影响。我可以保证，欧元不仅会生存下来，而且金融危机后，它的地位还会得到巩固。就像钢铁在被炼成之前必须先被烧红、敲打，才会愈加坚强。我们如今也正在“敲打”欧元。

　　危中有机 新规划呼之欲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任何救助方案都必须经欧盟轮值主席国以及各成员国政府的同意才能最后实施，相较而言，欧洲中央银行等欧盟相关机构则显得比较无力，您如何看待欧盟经济政策、制度方面的“软肋”？

　　安高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在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危机，但危机也会孕育生机，遥想当年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破产，却诞生了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这次危机同样也孕育了一些体制、机制变革的因素。

　　欧盟经济政策的“软肋”至今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按照《里斯本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等欧盟相关机构本可以在协调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扮演相对有力的角色，但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决策者们认为，既然《里斯本条约》不能发挥太多的作用，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们发挥创造性，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表，这是一个竞争性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在英国运行得并不理想。尽管德国和法国都极力推动这一协议，但却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现在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制定约束性措施，对各成员国的关键领域如税收体系、社会体系以及财政政策形成制约。《里斯本条约》并没有赋予欧盟制定社会事务方面的强制性措施的权力。比如希腊，由于前任政府过度开支，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必须有强有力的公会组织或者其他类似的团体组织做它们的后盾。《里斯本条约》并没有规定退休的年龄，否则可能导致示威游行，尤其是学生的示威游行。

　　经济危机让人们回到了旧时代。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和法国率先不执行欧盟决定，即使这种决定已由多数投票通过。由于没有强制性，欧盟不得不采用被阿什顿女士称为行政性的“联盟方法”，迫使欧盟成员国同意执行这一方案。大家没想到会单独出现一个合作税率方案。欧盟内部正在实施减税方案，假如你在爱尔兰碰到低税率，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投资。但是在统一的市场里，即使不适合，你也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保持一致。这样就开始有了一个日程表建设上的基本方向。近期欧盟还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必须指出的是，会议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还需拭目以待。

　　可以确定，其他协议还会陆续出台。日程表必须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轮廓，比如社会保障基金以及所有日程表上并不完全适合欧盟的竞争体系。然而，在这次一揽子计划中，政治上的协商还在继续，或许可以走得更远。这项活动很有实际意义，因为不仅要涉及会谈，还涉及具体的实施方法。方案今年已经开始实施，一年之后，这种方案会逐渐得到普及，欧盟成员国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整。2011年初已经达成一些方向性框架协议。成员国必须在本国议会讨论前提交预案，并最终得到议会的批准。它们必须保证跟随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步伐。如果没有达成预期目标，信贷债务需求出现汇率超调的现象，或者在农业政策、防御性武器上花费太多，它们将面临审查，即欧洲议会内的讨论，也就是指27国金融部长圆桌会谈。这种制度叫做同行审查，不能通过审查将是一件难堪的事。

　　而要达成目标，最主要的就是力争抓住国家一级预算和政策的优先权。其他的还有待观察。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这确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现在有一个“胡萝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对所有汇率稳定的货币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欧盟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形成一种常设机制，带动相关国家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尽管德国强调要避免在外部事务上花费过多，但它还是付了这个账单。所以，方案提上日程，并已征得大多数国家的同意。但像“合作税”等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计划，仍有难度。

　　此外，因为事关紧急，欧洲已经建立了三个新监管金融市场的机构，也正在推动新的金融产品立法，同时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

　　了解中国 有助经贸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我们的产业要升级，更多的是要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这肯定会对中欧经贸往来产生一些影响。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影响？

　　安高胜：我想这种影响是两面性的。我个人非常支持竞争。当然，如果一个人不擅长竞争，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也有可能遭遇致命的打击。但是，在竞争的状态下，你可能会逼自己做得比别人更好。我在中国时经常对欧洲的公司讲这些道理。欧洲企业说，它们知道，如果把技术带进中国，迟早也会把经验传授给中国，这对它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最终，它们还是走进中国市场，因为它们明白，中国发展的程度越高，其拥有的国际市场份额就越多。必须了解中国是如何发展的，这样它们可能会领先一步。

　　但是，欧洲企业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障碍，比如投资渠道方面，而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比如，欧洲有一些企业家反映，如果没有关系，在中国创办公司就很艰难。所以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对中欧经贸往来的影响之外，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增强欧洲外交、安全政策一致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里斯本条约》签订之后，欧盟成立了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EEAS），外界对其很感兴趣，并寄予了很大期望。您如何评价对外行动署？

　　安高胜：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职能主要是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服务。这个服务性机构目前服务于现任“欧盟外长”阿什顿女士。欧盟对外行动署就像一个外交部。之前，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参与欧盟委员会外交事务方面的所有工作。如今，欧盟委员会独立于欧盟对外行动署。外交机构必须保持与外部对话，与其他机构分享信息和计划，因此，欧盟对外行动署必须保证信息渠道畅通无阻，保证共享机制的正常运转。所以，这个机构的运行注定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此外，欧盟对外行动署有专人负责某件外交事务并最终作出决策，就像我提到的对利比亚的制裁。

　　欧盟对外行动署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欧洲外交和安全事务千丝万缕，极为复杂，必须与每一个成员国保持协作，以达成政治上的一致。在外交政策方面，由于经常需要作一些协商，而这又会造成一些麻烦，因此，欧盟的外交政策往往不尽如人意，每每令合作者们失望。比如就利比亚的局势而言，在经济制裁方面，欧盟成员国召开了一个峰会共商此事，但仅三分之二的欧盟国家力争对外发出一致的声音。在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高级代表则尽力使欧盟27国在同一事务上保持统一立场。

　　此外，尽管农业、贸易、公共交通、工业、社会事务等成员国内部的决策仍由本国制定，但也受到国际性因素的影响。欧盟的气候、能源、科技、统一市场等相关政策，与欧洲5亿多消费者的利益息息相关，也会影响到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欧盟对外行动署也必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国内政策保持关注。比如欧盟的企业发现，它们在中国投资会遇到一些难题，例如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等诸如此类的困惑，这些问题在国际上非常普遍。作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阿什顿女士并不完全负责所有的事务。对中国而言，她的任务是拓展中欧合作领域，因此她必须熟谙中欧合作领域中的所有事务。在与中国的交往方面，欧盟与中国之间主要的合作是经济上的，这些事务主要由欧盟委员会的能源部门和交通部门负责。

　　涉及具体的经济事务，诸如金融市场、能源供应、气候变化之类，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有时并不一致。值得庆幸的是，欧盟对外行动署可以为邻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营造和谐氛围，这种措施被称为“邻国政策”。实际上，大多数具体的经济事务，诸如贸易、商业关系、投资之类还是由成员国政府自己决定。欧盟对外行动署只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在此原则下，即便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盟内部的大国也可能因投票结果而“出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职能主要是服务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那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安高胜：《里斯本条约》创立了这种新的高级代表制，它并不涉及欧盟的经济政策，例如欧盟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与合作事务等，但却赋予高级代表更多对外关系方面的权限。高级代表只代表欧盟委员会，而且只能通过欧盟委员会与各成员国协商事务。现任“欧盟外长”阿什顿女士的角色类似于协调者，但又不仅仅是协调者，她参与规划、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拥有相当多的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前谈到欧盟对利比亚进行制裁，您如何评价这次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

　　安高胜：我能够理解欧洲公众的意愿和政府的举动，即便一些阿拉伯国家也有寻求禁飞区的意愿。然而，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超出联合国的制裁范围，正在评估之中。我不能说现在发生的事到底是好是坏。因为现在利比亚国内的冲突仍未平息。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利比亚是欧洲的邻国，地理距离接近，不稳定局势持续越久，地区局势就会越复杂。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张迎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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