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种为学心态包含两种庸俗的合法化逻辑，即思想复制被合理化，因而也就无须对所复制思想的原始创造者加以特别声明，此其一。其二，思想复制目的化，因而也就自然放弃了学术创新要求，使学术陈旧合法化，遗忘学术的根本使命，面对思想因袭不前的状况毫不焦虑，甚至浑然不觉。然而，斗转星移，东西对撞，知识产权意识渐醒，引注之风日隆，总算打破了中国庸俗文人心态中的第一个怪谬逻辑。但是，学风的检讨和反思还没有根本推翻第二个逻辑，这种残余因其与引注的直观契合而非理性地夸大了引注的学术意义，或明或暗地认为“无引注无学术”，赋予引注以绝对的思想规范地位。

　　就纯粹形式而言，引注被历史地赋予两种功能，即索引工具和道德标尺。引注以其标记技术直接显示所引内容的存在处所，方便人们的核实，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全面地把握所引内容的准确意义。另外，引注直观地表明作者对事实和前人劳动的尊重，展示自己的道德人格。其实，在这种意义上，引注形式所提供的只有道德评价价值而无实质认识价值。就所包含的思想而言，引注在其使用中被赋予三种功能，即信念诱发、语境构造和创新要件。利用社会对权威的崇拜和信任心理，同时也利用人的从众心理，人们借引注来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推动产生对自己观点的真理性的信念，此即信念诱发。而语境构造是指通过引注内容来展示认识的历史基础和思想环境，摆明新认识生成的逻辑联系和必然性，从而使新认识获得更强的可理解性。在强调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关系条件下，语境构造这一文本叙事结构被放大为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结构，即认识创新必须表现出知识继承属性，从而也就必然包含引注。由此，引注成为思想创新的要件。引注被用作创新手段这种做法的前提假设是认识发展历史的线性累加，但这一假设的真理性并未得到理论上的论证，相反却有许多思想创新的个案反对这一假设，因而引注的创新要件功能值得怀疑。

　　在世界学术史上，理论创新表现出多种形态，有的是在旧的问题及其解答的基础上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因而遵守原有的研究范式与基本概念和原理。有的则或者超越原有问题而提出新问题，或者否定原有答案而创立新的研究范式，两者都开辟了新的认识道路。如果从认识创新的程度上说，则后者具有更高的原创性，并在文本的叙事形态上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引注自然失去其思想表述和说明的地位。比如，康德、海德格尔、爱因斯坦等人的代表作就绝少引注。

　　康德的著作尤其是那些奠定自己哲学史地位的重要著作就几乎没有引注。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尤其是他本人处于探索时期的作品，也绝少引注。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超越牛顿但并没有认真研究过牛顿的所有原著，而是在自己对问题的天才发现的指引下独立思考。美国科学史家贝纳德·科恩评述道：“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兴趣始终是集中在他的思想方面，这些思想在每一本物理教科书中该都可以找到。他从来没有像一个彻底的科学史家那样对牛顿的全部著作进行系统的考查。”爱因斯坦本人也泰然承认：“在我为《光学》写短序以前，我没有研究过，至少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他的原著。”

　　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最伟大认识事件反对将引注约定为创新认识的普遍规范。如果靠引注来推动思想的生成，还能发生托马斯·库恩所谓的“科学范式转换”吗？

　　因此，一旦将引注绝对化而确认为一切文本的必要构成内容，就意味着设立和接受了一种认识模式，规定知识的发展具有机械累加和线性增长属性，因而一切后来的认识活动都必然以继承先前知识为前提。在这种立场下，必然蔑视所有缺少引注形式的作品，否定其价值，拒绝考虑其真理性。当然，接受引注甚至必须作出引注的作品是存在的，并且大量存在，那些没有超出原有思想框架并以其为基础的认识活动就必然采取引注形式。不可否认，人类认识的大部分历史都处于这种状态中。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飞跃性认识的可能性及其思想结构和相应的表达特殊性。认识上的逻辑断裂关系使引注在此失去必要性和合理性。

　　尽管飞跃性认识在人类认识历史中鲜有发生，但它在认识发展中占有革命性的推动地位，每每开辟一个知识线性增长的新基础，直到耗尽自己的发展潜力和另一革命性认识的诞生。因此，如果盲目强加引注式认识模式，那么势必在思想冲动的根基处扼杀认识革命，从而背离认识发展的正确道路，错失一切认识革命的机会。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崔平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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