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这个概念，的确是18世纪的伟大思想，在当时获得了统治性地位。”伽达默尔1960年说这句话时，也确信当代对教育的理解与“歌德那个世纪的理解总是同时代的”，而之前的时代则显得是“史前时代”。对此阿多诺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如其在1959年写就的关于“伪教育（Halbbildung）理论”中所说的那样。今天也没有人会同意伽达默尔的观点，因为所谓“歌德时代”在我们今天也已成为“史前时代”。人们乐于估计，自那个时代以来，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若将诸如教育这类概念归因于当时彻底革命的现代性，将有助于对那个时代的回忆。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时代……在赫尔德影响下铸造”的教育概念得以完成，因此耶拿这个举足轻重的德国中部大学城，在18—19世纪之交所呈现出的那种状况重返我们的视野。在这个与赫尔德和歌德所在的魏玛相邻的城市，发生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论。

　　在赫尔德看来，那种败坏了的启蒙是一种人工—程序化的“机器”，与整个生命的有机展开相对立。赫尔德将教育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及一个自然的发生。对此，费希特和黑格尔这两位耶拿的哲学家表示反对，坚持人类生活与自然生命的增长不可比较，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积极地控制前者。

　　这个意义深远的论点被习惯性地标示为自然和文化的区别。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本质上也是文化的存在。只是为了生存，才知道要去构成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此开辟出一种精神的现实性，其生活既处在对世界的理解中——科学从这种理解中生长，同时也处在共同生活的特定规范性取向及其阐述中，即在法律和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中。所有这些都被归于“文化”之名下。恩斯特·卡西尔为此创造了这样的表述，即人类与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创造符号的动物。

　　人是创造符号的文化存在，这并不是到1800年前后由费希特和黑格尔首先表达出来的，而是一个古老的洞见。但其较新的内容在于，将统治世界的积极要求与现代性条件下的教育概念以及对它的特定的自由理解勾连起来。至此，教育也不是指技术，而是像从赫尔德以来那样，作为所有能力和气质的展开和发展，是人性的实现。但是，将自然的教育过程与外在的知识“机器”相对立已经不够，教育还承载和关联着一种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努力，期望每个个体都进入一种争辩。在这种争辩中，首先赢得的必定是一种人道的、自由和充实的生活。在这个背景下，赫尔德的观念显得格外像一首“教育田园诗”，而费希特和黑格尔以自由之名将人们从中驱逐出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谢永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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