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78期“特别策划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语言”文章之一。

　　进入21世纪，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新理念。和谐的语言生活，就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语言生活问题：解决胜于关注。”这是本报记者在参加第四届语言与国家高层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应用语言学系主任（所长）论坛后深切的感触。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达47%，2010年将达50%。世界城市化率2000年为48％，估计现在为50％，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已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当，城市化进程中许多社会问题突显，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语言的发展变化，记录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值得广泛关注。就这个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城市化使农民变成市民或是“农民工”；使农村变为城市，使小城市变为大城市，使大城市变得更大，并会形成若干城市群。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的语言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语言文字工作应与时俱进地推出哪些新举措？

　　李宇明：城市化带来的许多语言问题，使我们要从政策和规划层面重新思考。我想首先要特别强调加强城市语言的培训与指导。农民的语言生活与市民的语言生活有很大差别。农民转变为市民（可称为“新市民”），不仅是身份的转变，其语言生活也需要相应转变，如对城市主体语言的学习与适应、词汇系统的更新、信息获取方式的更新、聊天习惯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常常需要专门指导，需要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城市化除了造就新市民之外，还带来了上亿的农村人员进城务工。这些做着工人工作，过着城市生活，身份却被看做农民的特殊群体，他们要在城市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要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和生活中去，更需要进行城市语言的培训与指导。同新市民相比，进城务工人员的语言培训与指导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其一，要求急迫。新市民生活的城市（或城镇）一般都在本土，其城市生活与原来的农村生活具有较多关联，适应起来有“引桥”；这类新市民一般都是跟着城市一起发展的，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适应。而背井离乡的进城务工人员，从农村语言生活急剧跳跃到城市语言生活，语言生活呈现“断裂型”，因此需要通过及时培训在两种语言生活中快速“建桥”。

　　其二，进城务工人员要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要同城市人交际，其需要学习的城市语言内容，比新市民要宽泛得多、深入得多，包括工作需要的语言内容、一般生活需要的语言内容、维护权益需要的语言内容、融入城市需要的语言内容等。

　　其三，许多进城务工人员都有子女教育问题。不管是留守在家，还是带入城市，都有希望子女掌握什么样的语言、希望用什么语言教育子女等问题。这牵涉语言观念方面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城市化进程的语言问题要从语言规划层面着重考虑，能否具体谈谈？

　　李宇明：这方面主要是强调重视城市语言规划。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证，科学的城市规划中不能缺少语言规划的内容。在当今形势下，城市语言规划主要需考虑以下方面：1.城市语言生活中主导性的语言文字，包括政府主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发布信息、执行公务，媒体主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来传播信息，大众服务主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等。2.新老市民的语言指导。怎样向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语言培训与指导；怎样向老市民提供语言新生活的指导，其中包括怎样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带来的现代语言生活，在语言及语言意识上怎样对待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等。3.特殊群体的语言服务。这些特殊群体包括不懂普通话的人群、有“语言障碍”的群体（如盲、聋、智障人士）、外国来华人员等等。4.文化特色。城市文化风貌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本地文化特色在城市建设中传承展现，是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课题。文化特色的根基是当地的语言或方言，以及以语言或方言为基础衍生的各种习俗、民谣、传说、艺术等等。在城市建筑风格上，在博物馆、文化馆、剧院、网站等文化设施中，在地名、街道、建筑物等命名中，充分考虑语言及其文化特色，是城市建设克服雷同性、增强人文性、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举措。

　　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西部人口大量向东部流动，农村的语言问题会涌入城市，西部的语言问题会蔓延到东部，城市语言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这一新形势。例如：以往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普通话的水平不如城市，西部普通话的水平赶不上东部，在人口向城市、向东部移动的大潮中，城市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显然加重了。再如：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随着少数民族人员的东进和进城，东部和城市需要重视用民族语言进行城市语言服务，需要科学处理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需要培养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有“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条款。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个方面要怎样加强呢？

　　李宇明：实际上，这一款有两个内容：国家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这里我们主要谈前者。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通话推广需有新方略。可以预见，普通话会以更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其一，随着交通、通讯、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技、文化的大发展，普通话已经呈现快速推广的势头。

　　其二，普通话具有广泛的群众威望，民族地区、南方方言区、进城务工人员，都期望他们的后代掌握好普通话；国际上出现的汉语学习热潮，反过来促升了普通话的国内声望。

　　其三，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成为市场首选，键盘输入是普通话推广的新的助推器。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语言统一本来就是为了形成统一市场，为了工业化，为了城市化。城市化是语言统一的本原动力。我国城市语言的总体方向是以普通话为主导语言，新市民要学习普通话，进城务工人员要学习普通话，许多不懂普通话的老市民也在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推广正处在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上。在此新的历史方位上，普通话的推广方略需要给予相应调整：1.东部和城市这些普通话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需要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水平，做好城市语言服务，处理好语言关系。特别需要尊重方言感情，防止方言感情向负面转化为社会问题，对普通话推广产生诘难和阻力。2.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应切实转向农村、西部和民族地区。3.抓好一些重要领域的普通话应用，如公务领域、教育领域、科技领域、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特别应花大气力抓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话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城市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使城乡的地理意义上的地图发生变化，那么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语言地图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将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变化中的语言文字工作如何开展？

　　李宇明：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地图”必将大幅度改写。语言地图的改写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会带来一些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萎缩甚或消亡。语言的基本职能是交际，但并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它还是资源，记录着文化，渗透着情感；一些语言或方言的萎缩与消亡，意味着中华语言文化资源的流逝，意味着一些人的情感焦虑。当然，语言发展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完全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换言之，中国语言地图的大幅度改写，人们会有各种态度，会给予各种评价，但非人力所能停滞。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并非无所作为。首先，应当用多媒体技术把现代语言实态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留下今日语言地图的轮廓，留下语言的有声数据。其次，应当重视在城市语言规划中留下本地语言文化的空间，重视语言文化博物馆的建设，重视语言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再次，认真思考语言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提倡“双言双语生活”，探讨通过双言双语教育和在一些地方建立“活态语言保护区”等措施，尽量加强和延续一些语言和方言的活力。

　　总之，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它会对我国的语言面貌产生何种影响？会有哪些语言问题需要解决？会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语言帮助？怎样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和有效的语言行动，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畅前行？

　　进入21世纪，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新理念。和谐的语言生活，就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这种新理念，相信也有助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完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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