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69期独家报道“僰人”大寻踪文章之一。

　　在外部力量参与“僰人”的族群建构和大量依附在族群身份之上的利益考量作用下，丘北“僰人”正以强化族群认同的方式作为应对策略。

　　在丘北“僰人”系“古代僰人后裔”的族群历史记忆重新被撰写和演绎的过程中，在“被表述”—“转述”—“自我表述”的各个链环间流动、穿梭的正是由地方精英建构出来的“僰人”族群历史与文化。毫无疑问，“僰人”族群处于这根表述链条的最末端，也是表述强度最弱的一环。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白兴发是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西南跨境民族研究方向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民族史、民族学、民族宗教及彝族文化。作为丘北人，白兴发将丘北“僰人”纳入他的彝族文化研究视野中。他选题并指导学生邱运胜以丘北“僰人”为题作学位论文。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白兴发和邱运胜，了解他们对丘北“僰人”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民族”概念相比， “族群”概念在研究中有什么新意？从人类学族群理论出发如何看待丘北“僰人”？

　　白兴发、邱运胜：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群体格局，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正是在民族框架下，中国各少数族群才获得平等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利，异彩斑斓的族群文化也因此被熟悉和颂扬。尽管民族概念囊括了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但是由于民族框架下存在难以计数的支系族群，使得民族概念无法全面地反映出所有族群状况的真实图景。与此相对应的是，族群概念因其使用的灵活性和内涵的伸缩性，为人们讨论各民族支系的存在现状开掘了路径。

　　我们通过对云南丘北“僰人”（白彝支系）社区生活的观察发现，被划入彝族白彝支系的“僰人”有其自身族群文化特质和无法割舍的族群历史记忆，这些文化符号常常被“僰人”族群成员动员起来，成为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标识。与此同时，在村落社区生活中，“僰人”与杂处而居的其他族群频繁往来和互动时亦保持着清晰可见的族群边界，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经济交往、族际通婚和文化共享等方面。我们认为在民族（彝族）框架下少数民族支系（“僰人”）的族群认同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纳，我们应当既尊重国家民族成分划分的既定事实，同时也要尊重民族内部各支系族群的文化多样性和有差异性的发展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对丘北“僰人”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有哪些主要研究内容？

　　白兴发、邱运胜：彝族“僰人”支系的族群认同，即“僰人”认同，更多地体现在村落社区的时空场域之中。随着大众传媒猎奇式的宣传报道，曾经零星出现的“僰人”他称被有意放大，以至于将丘北“僰人”与汉晋时期西南地区一度活跃的古代僰人相联系，意指今时的丘北“僰人”族群乃是古代僰人之后裔，“僰人”传统文化中的洞穴葬习俗被称为“古代僰人悬棺的遗存”，丘北“僰人”的受关注度达到空前境地。贫困滞后的“僰人”村寨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扶贫款项纷至沓来，针对“僰人”文化的打造和旅游资源开发也接踵而至。在这样激荡变迁的背景下，不少“僰人”成员业已接受或乐见媒体、地方政府对其族群文化的重新建构，当下“僰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原本靠自身艰难维系的隐含族群文化特质的族群性被“僰人”显著强化。

　　邱运胜在当地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通过田野调查资料的依次呈现，力图描绘“僰人”在社区生活中，如何通过文化符号的坚守以及与周遭其他族群的互动来维系其族群性的真实图景。在外部力量参与“僰人”的族群建构和大量依附在族群身份之上的利益考量作用下，丘北“僰人”正以强化族群认同的方式作为应对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丘北“僰人”作为一个支系族群，近年来的社会发展对该族群造成了哪些冲击和影响？

　　白兴发、邱运胜：经过对丘北“僰人”在社区生活中与其他族群发生接触和互动的考察可以看到，“僰人”文化特质方面与周围其他族群的显著差异导致其主观上存在对其族群性的强烈认同和维系，族群认同得以发生和维系的精神内在和情感内核是客观而具象的。由于丘北“僰人”长期以来社会发展较为滞后，导致其在当地众多少数族群中陷入较边缘的境地。尽管“僰人”自身的族群建构在村落社区生活中不断地在操演和巩固，但在更大范围的时空场域内，却显得有些不由自主，最终“僰人”族群建构的话语权不得不让渡给族群外部，“被他人表述”的特殊身份背后隐含的是一种自我族群的表述缺失和被他人重新建构的话语风险。在丘北“僰人”系“古代僰人后裔”的族群历史记忆重新被撰写和演绎的过程中，在“被表述”—“转述”—“自我表述”的各个链环间流动、穿梭的正是由地方精英建构出来的“僰人”族群历史与文化。毫无疑问，“僰人”族群处于这根表述链条的最末端，也是表述强度最弱的一环。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僰人”族群外围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从“僰人”族群内部来看，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扶持给丘北“僰人”族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影响和变化。政府的支持，使丘北当地较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族际社会不同族群之间重新进行组合和分配，原本在历史上地域性资源竞争和分享的格局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僰人”族群获得一定优越态势，“僰人”族群认同得到空前强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对与错的评判角度去看待这一现象，因为族群认同的维系和建构从来都不是僵化不变的。我们在对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具体应用时，兼顾了客观文化特征论和主观认同论当中的情感论与工具论。文化特质的差异产生族群的认同与认异，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既有原生情感的因素，也不乏在现实利益的竞争面前做出的考量和安排。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该如何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丘北“僰人”？

　　白兴发、邱运胜：从历史纵向维度来看，今天的丘北“僰人”的族群性只是一种极为短暂的时光片段中的族体特性。在此之前，这一族群的历史源头我们无从知晓，族群迁徙的路迹也只是今人只言片语的描画。而往后“僰人”族群认同会不会被彝族指称带来的彝族认同所取代？亦或是完全接受大众传媒的臆想，真正成为古代僰人后裔？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我们都无法预知。基于此，我们以为族群认同和建构的发生是一个连续谱，任何静止、孤立的看待都是徒然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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