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69期独家报道“僰人”大寻踪文章之一。

　　“僰人”研究是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在引起多年广泛关注和讨论后，由于缺乏新发现而略显沉寂。丘北“僰人”问题的提出也许能为该领域提供新的学术兴奋点，从而推进我们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理解。然而，我们又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如果丘北“僰人”是川南“僰人”的后裔，那么明万历元年（1573）明军攻破九丝城后，他们是怎么从川南逃亡到今丘北一带的？古代僰人在川南留下了哪些物质遗存？丘北“僰人”为什么能够在这里生存？

　　“走廊”是费孝通先生的民族学概念——“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他提出存在“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等，与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术观点密切相关。四川民族学家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历史与文化沉淀。”

　　自四川宜宾至云南丘北，属于藏彝走廊的南端和南岭走廊的西端碰撞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汉代唐蒙献计取南越有这样一段记载：

　　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

　　僰道郡治在现四川省宜宾，牂牁郡在今川滇黔交界地带，牂牁江为北盘江、南盘江流域——正是今天丘北“僰人”居住的区域，可见早在汉代，从今天的宜宾到丘北一带的通道就是存在的。

　　2011年初，记者沿此通道，自“僰道”指“牂牁”，观悬棺，摩岩画，读碑刻，看铜鼓，翻阅当地方志文献，实地考察物质遗存，结交彝、壮、回、苗等沿途各族同胞，向当地学者请教和讨论，一路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学术界提供更多信息。

　　珙县洛表镇：“僰人悬棺”

　　从对川南悬棺主人的骨骸研究来看，他们与汉族人绝不相同，而与壮族人区别较小，倾向于认为是古代僚人的后代。

　　进入宜宾，“僰”字并不鲜见。

　　在宜宾境内长江南岸，长江的支流南广河流域是我国悬棺葬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僰人悬棺”主要由洛表镇麻塘坝、曹营苏麻湾两个片区组成，尤其是麻塘坝最为集中。

　　记者从宜宾南行，到达珙县，再转车前往洛表镇。

　　到达洛表镇，记者直奔悬棺景区。景区内只有记者一个参观者。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大多数悬棺已经消失了，在悬崖峭壁上留下一排排凿出孔穴的遗迹。

　　在景区内有一个“僰人悬棺陈列室”，工作人员蒋运仙得知记者来意，特意为记者打开陈列室。陈列室虽然很小，但是信息很完整。

　　陈列室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是一具取下的悬棺，以及取自棺内的明代“僰人”骨骸。在普通人眼中大同小异的骨骸，在体质人类学学者眼中却蕴涵着丰富的信息，可以为研究提供重要线索，有时甚至暗藏着破解学术难题的密码。泸州医学院胡兴宇教授等多年来对悬棺主人骨骸进行深入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胡兴宇告诉记者，从对川南悬棺主人的骨骸研究来看，他们与汉族人绝不相同，而与壮族人区别较小，倾向于认为是古代僚人的后代。在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这一概念之后，胡兴宇等对西南、西北14个民族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并结合其他学术单位关于40多个民族的研究资料，提出中国人的体质存在三个类型，即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和藏彝走廊类型。

　　在观看麻塘坝悬棺和“僰人悬棺陈列室”的内容之后，面对这些数量庞大、令人咋舌的悬棺以及岩画、铜鼓等文物，记者又有了另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明代川南“僰人”留下这么多的物质遗存让后人惊叹，而能够确定为先秦两汉僰人的物质遗存却极少？在四川大学林向教授赠给记者的《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一书中，记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林向2005年参观云南水富张滩时，推测该地的秦汉土坑墓葬群很可能为秦汉僰人遗存。然而这样的“疑似”例证也是极少的。据文献，僰人“夷中最仁”，与当时汉族风俗相近，也许在宜宾一带发现的大量崖墓等汉墓中，就有僰人的墓葬而难以辨析。

　　秦汉僰人作为一个著名的古代族群却缺乏考古材料的论证，这使它成为一个在历史文献中存在的遥远存在。甚至关于“僰人悬棺”本身也存在异议，林向指出，川滇间所谓“僰人悬棺”于史无证，不过是袭用清代当地地方志的讹传而成习惯用语。

　　九丝镇：九丝城是川南“僰人”的最后历史舞台

　　在对岸临溪的峭壁上，有大量古人凿出的长方形石穴，远远看去如一排排的抽屉。

　　离开洛表镇时，下起了小雨，记者搭车前往兴文县九丝镇。经过罗渡苗族乡，汽车在茫茫蜀南深山中穿行，约一小时后，转入一个溪谷，两岸山高峻拔，谷中水流湍急。在对岸临溪的峭壁上，有大量古人凿出的长方形石穴，远远看去如一排排的抽屉。峭壁上还有数不清的正方形凿孔。显然，这里也曾是一个悬棺葬的集中墓地，这里的悬棺除了洛表镇那种放置在支出的横木之上的，还有直接放置在石穴中的。然而记者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一件悬棺的残余物。

　　车一拐弯，经过一个“僰道饭庄”，进入这座深藏在大山中的九丝城古镇。

　　九丝镇因位于九丝山东南而得名。明代，这是都掌蛮生活的中心地区。都掌蛮据说是古代僰人的后裔，他们的实力逐渐发展壮大后，成为当时的一方豪强，在九丝山建立了王城，因此在记者来路的山谷峭壁上出现大量悬棺葬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万历元年，明王朝发起对都掌蛮的军事攻击，都掌蛮退守九丝山，经过激战，都掌蛮失守，惨遭屠杀。从此，“僰人”作为一个族群在川南完全消失，他们的去向遂成为历史疑案。因此，九丝山既是“僰人”在川南的最后历史舞台，同时，也是丘北“僰人”问题的最初起点——如果所谓丘北“僰人”是都掌蛮的后裔，那么，就需要解决他们是如何从九丝逃亡到丘北一带的。

　　明王朝对万历元年的九丝之战非常重视，至今在九丝一带还有大量碑刻等物质遗存，大肆炫耀军功。

　　九丝镇官田村人李光泽的家就在九丝山下，听说记者来考察明代九丝一战的相关遗迹，便自告奋勇，开摩托车带领记者前往。

　　九丝山是这一带的一座大山，摩托车沿着盘山公路向上飞奔，风嗖嗖地刮耳而过，雨点砸在脸上，让人冻得受不了。行到水泥路尽头，李光泽带着记者又沿山路徒步攀登。记者爬到位于九丝山半腰西关口的一座崖碑前，所谓“碑”为石刻，四川右布政使冯成能等登山而作，“跃剑悬崖，望西南诸夷阨塞，尽在目中”，勒时间为“万历元年冬十月既望”，为九丝城破不久。

　　明王朝在攻破九丝之后，建立了兴文县，并在九丝山对面的山上设置建武寨，扼守要塞，加强军事控制。记者和李光泽一起进入建武古城，这里有明王朝炫耀军功的《西蜀平蛮碑》等五六块碑，组成了一个明代碑林。有的碑由于风吹雨淋，字迹磨灭，已经无法释读，幸好古代编撰的地方县志做了记录。

　　从建武寨远观九丝山，在周围一片低矮的丘陵中，九丝山的山体拔地而起，喷涌而出，显得非常突兀，而山顶却较为平整，是一块可以耕作自足的世外桃源。记者到达的这几天，正是四川阴雨绵绵最冷的日子，九丝山雾气弥漫，乌云滚滚而来，全然是一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

　　九丝城在明万历元年就是被黑云一样的明军摧毁，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僰人”的去向之谜。

　　兴文县：“僰人”研究重视实地考察和考古材料

　　限于史料缺乏，至今学界无人对“僰人”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土地制度进行研究。

　　兴文地方学者陈介刚是当地“僰人”研究的权威之一。在兴文县地方志办公室，陈介刚向记者介绍了他的最新学术观点。在得知丘北“僰人”的消息之后，2008年，陈介刚等兴文学者前往丘北作了考察，撰写的考察报告在《宜宾学院学报》发表。陈介刚说，经过对两地的实际考察和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自己倾向于认为丘北“僰人”就是川南“僰人”的后裔。

　　“僰人”的族群来源十分复杂，陈介刚在爬梳了历代历史文献之后认为，“从春秋至明代，在不同时期随着不同民族移民的加入，川南‘僰人’先后包括了僰人、南中青羌、入蜀僚人、苗族、汉族等五种民族成分，而真正融合为一的是前三者。”

　　由于历史文献缺乏，陈介刚非常重视兴文县最新考古发现材料。限于史料缺乏，至今学界无人对“僰人”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土地制度进行研究。2009年5月，陈介刚与地方历史研究者张继华等四人来到兴文县凌霄城考察《凌霄城地界碑》。经过释读，陈介刚认为，“僰人”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或类似井田制。陈介刚谨慎地说，这只是他对“僰人”土地制度的初步研究，还有待继续发掘更多史料予以证明。

　　兴文县文化学者刘大如则告诉记者，在兴文县流传着大量关于“僰人”领袖阿大王、阿二王、阿三妹的民间传说，这些人在传说里几乎全都是正面形象，这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九丝之战后在兴文县也存在着“僰人”的后裔呢？陈介刚告诉记者，他去大坝苗族乡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子考察时，有一个何姓村民就曾经说，祖上一直自称是阿大王的后裔。

　　昭通市：“僰道”冻雨

　　兴文、大关、丘北三县的冻雨让记者意外地获得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些所谓“僰人”的生存地理空间都属于较为高寒的山区地带。

　　记者结束在川南的考察采访，继续向云南丘北进发，从宜宾乘汽车，取道昭通，前往昆明。这条路自古就非常重要，在汉代是著名的五尺道（又称僰道），所谓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古代物流路线大都要经过这里。昭通市盐津县等地也有悬棺葬遗存较为集中的地区。由于昭通海拔较高，地形较为险峻，因此在古代就比较难行。记者出发的当天，昭通一带出现了该地区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冻雨，昭通市大关县一带数十公里困住了几千辆汽车。没想到当几天后记者到达文山州丘北县时，“僰寨”之行再次因为冻雨而推迟。在这个冬天，四川、云南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冻雨，然而兴文、大关、丘北三县的冻雨让记者意外地获得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些所谓“僰人”的生存地理空间都属于较为高寒的山区地带。

　　穿越昭通、曲靖，记者终于来到春城昆明。在云南文物与考古研究所，记者拜访了几天前刚刚从昭通考察回来的吉学平研究员。吉学平介绍了他对“僰人”和悬棺葬研究的新思考。几年前，吉学平与中科院昆明分院宿兵等自然科学家合作，已经对丘北“僰人”进行了初步的人类学遗传研究。

　　而关于悬棺葬研究，吉学平向记者透露，目前东南亚诸国的一些学者表达了与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学术合作的想法，拟联合对中南半岛的悬棺现象进行实地考察。这样，我国学者能够通过海外的田野考察经验，将我国的悬棺在更大的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内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此前，有学者通过文献资料对海外的悬棺现象进行梳理，但是都没能进行实地考察。也许在未来几年，关于中国悬棺研究会有新的推进，并且能给“僰人”研究提供一些新线索。

　　丘北县：为什么丘北成为“僰人”的避难所

　　在西北高寒山地，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来拜访，除了需要不断地和自然环境作斗争，不用担心大的战乱。

　　为什么“僰人”会在这里？在来丘北之前和到丘北后，记者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僰人”后裔逃亡至此，为什么丘北一带能够容纳他们，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记者到丘北之后发现，在丘北一带，除了丘北“僰人”，还有若干有类似经历的族群。如彝族撒尼人支系，根据他们的传说和记载，撒尼人也是由于战乱而从滇西北迁徙至今天曲靖、文山交界一带的，而丘北境内的撒尼人则卜居如诗似画的普者黑，建立起美丽的新家园。

　　为什么在历史上丘北一带成为若干逃亡族群的避难所呢？

　　作为一名彝族学者，丘北学者管鹏对丘北县、文山州乃至整个云南省的民族现象都有一定的观察。管鹏分析了他对丘北—文山一带民族分布现象的观察。

　　南盘江在丘北县西北县境流过，成为曲靖市和文山州的分界线，丘北地区在民族分布上最大的特点是，这里不但是多民族融合共居之地，也是一个分水岭、一个界标：这里大致是我国面积广阔的彝族分布地区的东南缘，在丘北—砚山两县以及北边的弥勒、泸西、师宗、路南等县都是彝族文化重镇，在更南的地区只有少量彝族分布。这里也大致是我国壮族分布区的西北缘，在作为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州以西以北地区，壮族很少分布。此外，瑶族基本分布在以东地区，傣族主要分布在以西地区……

　　彝族文化东进到这里和壮族文化西进到这里，基本就到头了，这些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汇，给这一地区各支系族群创造了生存空间。在历史上，丘北自然地理条件不佳，几经建置兴废，明末清初经历多次战事，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各族群逃难至此，尤其是在西北高寒山地，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来拜访，除了需要不断地和自然环境作斗争，不用担心大的战乱。

　　暮冶峰下民族大家庭

　　丘北县所在的南、北盘江领域，连接古代僰道、牂牁、夜郎诸郡，作为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之间的民族碰撞融汇区域，在历史上和现状上都存在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民族现象。

　　结束自僰道到牂牁的考察，告别丘北县时，记者有两个初步结论：其一，丘北“僰人”、川南“僰人”以及二者之关系尚有待深入研究，面对这神秘的川南悬棺和丘北祖棺，我们只能说现在还不能“盖棺论定”；其二，丘北是川滇黔桂间的一个节点，在丘北县所在的南、北盘江领域，连接古代僰道、牂牁、夜郎诸郡，作为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之间的民族碰撞融汇区域，在历史上和现状上都存在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民族现象。

　　在丘北县史志办，记者翻看范正光提供的民国《丘北县志·艺文志》时，读到两首有参考价值的题为“暮冶峰”的七律。

　　暮冶峰

　　傅炳墀

　　雄峰屹立耸云烟，撑起南荒五尺天。

　　西粤屏藩遮半壁，北门锁钥鞏全滇。

　　垂洞涧影秋空上，匹马衫痕落照边。

　　回望巴山青不断，濛茏树色隐东川。

　　蜀道之难且莫歌，滇黔山险更如何。

　　中原路尽蓝田驿，蛮触疆分赤水河。

　　箐合铁桥蹲虎豹，峰盘铜柱走羲峨。

　　天梯石栈攀援苦，况说夷酋未止戈。

　　诗作者傅炳墀曾任丘北县令，四川涪陵（今属重庆）人，为清代同治年间进士，宦游云南多年。暮冶峰即丘山，丘北县就是因在丘山之北而得名。

　　傅炳墀之诗表现出较大的地理空间纵深感，傅炳墀并没有今日民族学学者的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的概念，然而他看出丘北此地居于巴蜀、西粤、滇黔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傅炳墀生活的时代，丘北不但交通不便，而且是所谓“夷酋未止戈”的南荒之地，而今，包括丘北在内的云南各地民族融合、其乐陶陶。

　　经过此次的考察报道，站在丘北暮冶峰下，记者对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深度尤其是现实意义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体会。（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曾江　文/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