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穗生， 《当代中国》期刊创办人、主编，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兼职教授，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华盛顿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出版了十余部英文著作，包括《权力的设计》、《东亚权争》、《邓小平时代的决策过程》、《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外交政策》、《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民主的前景》、《中国政治改革辩论》、《转型中的中美关系》、《中美在东北亚的竞争与合作》、《中国发展模式探索：超越北京共识》等。他的50多篇英文学术与政策论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威尔逊季刊》、《政治学季刊》等。

　　2011年,《当代中国》杂志（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创办20周年。作为一本在美国编辑出版的国际期刊，《当代中国》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创刊目的在于填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不足。现在，《当代中国》正在应对的是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给学界与政策研究界带来的新挑战。

　　美国强有力的中国研究基础架构

　　已故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美国“为世界范围内的当代中国研究定出了步调”。事实上，近些年来美国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依然保持了领先位置。这一位置的保持是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自196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构建并不断发展的强有力的中国研究基础架构。首先，美国拥有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上最大量且最重要的中国观察和研究机构，包括一系列设于美国各顶尖大学中的中国研究中心，训练出一大批顶尖的中国学者。此外，美国每年还出版难以计数的中国研究方面的书籍与专著，这些是美国国内外中国研究机构与项目的主要资料来源。

　　跨学科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不足

　　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中国研究基础架构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不足。一个是缺少一本在美国编辑发行的综合性跨学科的中国研究期刊。美国那时已有一些聚焦特定学科的期刊，如《近代中国》（近代史）、《中国经济评论》（经济）以及《中国文学评论》（文学）等，但没有一本是跨学科的学术期刊。尽管在美国资金支持下、创办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季刊》是中国研究领域里最重要的一本跨学科期刊，但它却是在英国编辑出版的。《中国研究》（其前身为《澳中事务》）是另外一本致力于跨学科中国研究的主要刊物，但正如其原来的名字所显示的，它却是在澳大利亚出版发行的。第二个不足则是缺少一本能在西方主流学术与政策研究界以及日益发展丰富的中国学术与政策研究界间架起沟通桥梁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导向的期刊。

　　《当代中国》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它覆盖了一系列广泛的学科，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社会学、文学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与政策分析家投稿。《当代中国》已被列入包括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主要索引；出版的频率也从90年代刚创立时的每年三期发展到2001年的季刊，再到2008年的每年五期，并将于2012年起变成双月刊（每年六期）。《当代中国》编辑部现在位于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中美合作中心。

　　建立在实地研究基础上的学科发展

　　自90年代创办起，《当代中国》就把接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新挑战视为己任。在这众多挑战中，如何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更好地利用各种分析工具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加深对中国历史、当今潮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是重要的一项。在其对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调查中，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通过阅读中国大陆的新闻以及不时对政治难民进行访问来获取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总体认识；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利用“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新信息来源，对更多样的问题领域、更广泛的时间范围以及中国的特定区域进行了更加专门化的研究；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美国学者开始获取关于中国农村、工厂以及官僚组织的一手资料。建立在实地研究基础上的学科发展，为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代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立并面对这些新挑战的。
　　
　　朝着更深、更广的研究方向发展

　　《当代中国》创刊后还面对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新趋势所构成的挑战。奥森伯格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几个重要趋势，这些趋势都延续到了21世纪。其中一个是地理层面上的。以往研究中对中国大陆的偏重已经被对大中华地区的研究——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以及四者间的互动所取代。另一趋势则是时间层面上的。对当代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及近代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区分已不再那么重要，而作为了解当今中国的重要方式，从历史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被重视。

　　第三个趋势是，当代中国研究的焦点已经从对北京的高端政治研究（北京学）转移到地方层面，对大众行为与信念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进行了更为仔细的研究。第四个趋势是，相对于把中国视为独特现象，把中国放在同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背景下进行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趋势当然对拓展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它们也给包括《当代中国》在内的中国研究期刊带来了挑战。《当代中国》在发表研究中国大陆的高端政治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敏感议题方面的文章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了研究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发展，以及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关系的文章。此外，《当代中国》还发表了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对地方事务如村、县层级事务的研究文章。

　　架起学术与政策的桥梁

　　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一向有帮助加深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推动关于中美关系政策辩论的传统。然而，由于学者们关注点的“学术化”，20世纪80年代这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追求学术上的卓越当然很重要，但增强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政策辩论作出贡献也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的分内之事。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除了严谨的学术论文，《当代中国》也发表许多与政策相关以及以公众教育为目的的文章，以重唤这一优良传统。通过这种方式，《当代中国》不但填补了美国没有综合性跨学科中国研究期刊的不足，也在学界与政策研究界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促进中国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

　　除了以上努力，《当代中国》还进行了两个旨在融合中国研究领域里新发展的尝试。一个是把传统中国学研究同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整合。半个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中国研究界的绝大多数学者受到了始于19世纪欧洲的所谓“中国学传统”的深重影响。这一传统把中国视为孤立与独特的案例，在进行对中国的研究时重视对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却忽略了社会科学方法与比较研究方式。这一情况随着行为主义革命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与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各社会科学领域受到训练而得到了改善。这些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学者们得以把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当代中国的研究中去。

　　第二个新发展是中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界同国际学界的逐渐融合。直到最近一些年，由于学术训练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很少有大中华地区（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能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作出严肃贡献。这一情况在十年来得到了显著改善，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研究领域，这些中国学者能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同西方同仁们进行对话。这一新发展是越来越多经受西方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到祖国，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学者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相比过去而言，中国学者进行研究时受到的束缚减少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来自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但掌握了珍贵的经验数据（原始资料），还提供了深度的分析（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尝试着促进传统中国学和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并通过促进中国学者同西方同行进行平等对话来推动中国学者对主流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面对这些挑战，《当代中国》旨在为21世纪的学术界促进中西话语整合作出更多贡献。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穗生；朱宛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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