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种学统并不能因为时代变迁而作出适当的调整，那么我们讨论“学统的重建”便成为一个“虚构”的问题；如果学统需要随时代的改变而作出改变，那么儒家以往学术传统的总结与未来的学统之间是否必然是一种继承关系，也值得怀疑。

　　儒家在现代中国何去何从，论其核心是解决“中西古今”的问题，而究其根本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

　　对于此一挑战，前贤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概括，足见挑战之激烈，远非魏晋佛教和晚明基督教传入可比拟。原因无他，此前的佛教和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之挑战并未撼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人的价值信念。而近代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及不同的国家形态、社会生产方式，迫使中国仓皇面对，先器物、再制度、终观念，节节败退，进退失据。儒家信仰失去制度支撑而坠落为“游魂”。

　　这样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印度、日本……，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无不面临同样的局面。就中国而言，从张之洞、康有为、现代新儒家到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化保守倾向的人士，也都一直在思考，作为中国人信仰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与外来的文明融合，庶几既获现代化大生产之效能，又获价值安顿之社会秩序？然经百年激荡，虽在制度架构上大量移植，学术形态上也全盘西化，但终未获得效能与人心的双重落实。

　　与大多数儒学研究人士不同，方朝晖教授既有西学的正规训练，又有对儒学的同情，近十年来，他游历东洋、西洋，所关注者，为学统问题，试图从学统问题入手，讨论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格局中“所应”或“所能”担当的角色。这在宏大叙事泛滥的现代儒学研究中，称得上是别具只眼。

　　沿着这个目标，方朝晖教授系统考察了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从中国是否有哲学、伦理学等问题出发，辨析了现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甚至用很大的篇幅给我们介绍了波士顿儒学研究的状况，以求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这些作品汇集起来便构成了《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以下简称《学统》）。

　　而通观《学统》一书，虽启发良多，也颇有一些疑惑，故在此提出来向方朝晖教授请教。

　　问题域的错位：以现代学术的困境讨论儒家的困境

　　《学统》一书设定的批评对象，是现代新儒学将“学统”归之于“科学”的偏颇。方朝晖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学统，现代新儒学以科学来划定学统，则让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和道德修养提升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其独特的思维模式，这样既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学统，也丢失了自己的学统，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可这样的取向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学统虽基于儒家学统的崩溃而形成，但是，当代中国的学术问题，并不一定就是儒家的问题。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与儒家的问题并不重合。比如哲学这一学科，为中国移植西方教育体制而设立，在此体制下，儒学被视为“哲学”的一种，这固然对儒学产生了“范式困境”，但这个问题，只是对儒学而言，对于佛教和道教就并不一定如此尖锐，更不用说社会科学领域，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是否存在“学统”的危机还有待考察。所以，以现代学术的困境来讨论儒家的困境，会产生问题域的错位。

　　自相矛盾之处：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

　　《学统》一书断言，学统的危机主要来自于文化信仰的丧失。笔者同意这个判定，但这就是说解决学统的危机须要以重建文化的信心为前提。

　　那么如何重建文化的信心？方朝晖教授给出的方案是重新去体认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揭示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并由此决定这些价值对于人性所具有的永恒意义”。

　　在这样的意义下，《学统》一书反复批评现代新儒家及保守立场人士心中的民族主义色彩，批评试图通过儒家思想“救中国”的意图，强调儒家思想要为“普遍的人性”和“普世的文明理想”服务。

　　然而，《学统》一书并没有在该立场上获得一致性。方朝晖教授对“学统”的定义是：“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包括一门学问所具有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意义世界和研究范式等。”姑且不论并非所有现代学术都要有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单就普遍性的论域而言，坚持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与追求普遍价值之间的张力更值得我们思考。

　　《学统》一书自相矛盾之处主要集中于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在具体的论述中，方朝晖教授认定儒家“决不能也没必要”放弃原有的话语系统，没必要白费工夫从事思辨性的理论论证，应关注诸如儒家的修身传统，而理由却是儒家的“修身传统并未过时”。

　　然而，既然儒家不同论题有“过时”与否的区别，那么儒家必然要部分放弃原有的话语系统，因而也不是所谓的“决不能也没必要”了。

　　如果一种学统并不能因为时代变迁而作出适当的调整，那么我们讨论“学统的重建”便成为一个“虚构”的问题；如果学统需要随时代的改变而作出改变，那么儒家以往学术传统的总结与未来的学统之间是否必然是一种继承关系，也值得怀疑。牟宗三先生说，他之所以将学统限定在知识之学，而将道统限定于德性之学，就是为了解决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的问题。牟宗三先生的解决方式虽在现在看来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但是从他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学统是可以发展的，即可以有一种新的学统创立的可能。

　　对儒家困境的体认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本位”的问题，当讨论中国人的文化信心丧失时，这一问题原本就是应因“救国模式”而提出的。

　　儒家强调本立而道生，儒家之重建，须反求诸大本，如果大本不立，学统便不能真正建立。《学统》一书在设计学统重建时常谈及“回归经学”。该书第一章劈头就问，“我们的学统在哪里？”但是，这部分文字主要是用来分疏中西学统的差别，即儒家的学统在于“治国安邦”和“修身养性”，与西方人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迥异。这样的概括甚至被方朝晖教授以“文化习性”来理解。然问题在于，儒家的学统是否可以用“治国安邦”和“修身养性”来总结，这是回归经学的全部内容吗？即使回归经学，能解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统危机吗？

　　对历史情境的片段化理解

　　方朝晖教授对学统崩溃情境的描述是这样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因为文化信心的丧失，以功利主义的手段，以学术救国为志向，通过借用现代西方的学科规范来改造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传统，这样既丧失了儒家的学统，又不能模仿西方建立新的学统。”

　　这是将近代西学传入之后的问题片段化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就面临着西学传入所可能带来的价值观和文化信念丧失的问题，因此，便有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说。中体西用说的关键人物张之洞，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张之洞的新政模式中，最重视的即是如何在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过程中，给价值和信念以容身之处。故有经学科的优先性和类似于“存古学堂”等补救性措施的提出。遗憾的是，这样的措施连忠于清朝的王国维都反对。

　　另一个晚清改革的重要人物康有为，一面主张物质救国，认为西方之所长在物质生产和现代科学，另一面主张中国的改革须顾及国情和价值观。由此，其改革主张中，一方面要废除科举，改革传统忽视科学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将儒教国教化的方式来保存信仰。

　　中国教育模式变革的核心是废除科举，从而使传统信念和学术传统的承载群体绅士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对此有足够的分析和理解，探讨张之洞等人的改革设想缘何不能在中国的变革实践中得到落实，就不可能体察冯友兰和牟宗三等试图用西方学术甚至政治模式来与儒家的学说“嫁接”的问题。

　　比如《学统》书中说：“现代新儒家则是在中华文明的理想几近崩溃的悲惨处境下开始探讨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由于将儒学的核心等同于哲学，于是不自觉地用西方哲学的知识话语来代替儒学自身原有的修养话语；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强势影响，人们开始用西方学科体系代替原有的国学体系，并主张废除‘经学’；由于对科学力量的无限崇拜，人们开始用科学精神取代‘尊德性’的精神。就这样逐渐走上了一条儒学原有的话语系统被埋葬，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毁灭的道路。”

　　这段话其实是将19、20世纪多种思潮的合力作用扣到新儒家的头上，而且很多论断似是而非。如，并非所有的新儒家将儒学的核心等同于哲学，比如钱穆。废除经学更是民国之后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时的决定，与新儒家无涉。因此，《学统》一书将20世纪儒学所走的艰辛道路，判定为“自掘坟墓、自毁前程的歧路”，既缺乏对前贤努力的基本尊重，也夸大了新儒家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决定”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学统的重建，或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干春松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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