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档案是一种宝贵的信息资源，对于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有着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源，但由于受保存、整理现状等因素的制约，一方面研究者们饱受“众里寻她千百度”之苦，另一方面许多珍贵档案文献也因查询渠道不畅而无人问津。

　　古代档案亟须全面、系统的整理

　　据了解，我国历史档案文献保存分散，同一个专题的档案往往保存、散落在不同的地区；即便保存在同一个档案馆内，往往也因分类的规则不同，分散存放在不同的全宗、案卷或类别中。尤其有金石、简牍等特殊载体的档案，由于它们又兼具文物的特性，因此分别保存在档案或文物部门。

　　此外，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长年沉睡在库房，严重地妨碍了这些国宝级档案作用的发挥。而近代以来的战争一方面使历史档案被严重毁坏，另一方面也中断了档案整理，即使偶有保管，措施也不科学。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档案局才于1980年指示整理档案。

　　就目前而言，古代档案管理面临以下难题：一是档案资源的分散保存状况使得目前的整合研究基本还是空白。二是明清档案资源研究不足。明清档案是目前古代档案中存世数量最多的部分，虽然部分档案馆出版了馆藏档案概述之类的著作，但关于明清档案资源整体分布及其特点的系统著作尚未问世。三是对古代档案独有价值的研究不足。

　　最近，随着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刘耿生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档案文献遗产调查及其文化价值研究》宣告结项，古代档案研究面临的这一尴尬局面有望得到缓解。

　　整理古代档案资源的历史和当代价值

　　“最近一个多世纪，我国出土了众多文献资料，它们有着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出土文献资料补写和改写了历史。”该项目参与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庄说。

　　作为一种信息资源，档案独一无二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是历史的真实凭证。每一时期未经整理加工、没有明确编纂目的的文书档案都具有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是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据。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曾指出：“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

　　档案的补史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补充了史书中因为时代局限和阶级偏见而删除的政治史料。出土的文书档案保存了很多被史书删节的重要史实，这对我们完整地认识历史很有帮助。第二，补充和丰富了社会经济史料。何庄认为，二十四史中政治史所占比例极大，而出土的文书档案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情况。第三，补充了法律史资料。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秦律、汉律，使秦汉法律史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第四，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民间史资料。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世俗文书部分，是了解历史上下层民众的重要档案史料。

　　历史档案还具有证史价值，可以印证和考订古代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刘耿生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马王堆一号出土的简牍《战国策》中《触龙言说赵太后》一文。过去人们认为“龙言”（詟）是一个字，念zhe，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怀疑这不是一个字，但没有进一步研究解释，《战国策》就这样传了下来。清朝有一个集注大家王念孙，他认为应该是“触龙言说赵太后”，“龙言”应该是两个字。后来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原物，的确是两个字。”

　　新成果揭秘古档案的规律性分布

　　刘耿生的课题小组研究的重点是古代档案文献的分布：一是时间分布，二是空间分布。

　　刘耿生说，根据研究发现，我国古代档案分布特点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是所处的朝代中心。如殷商在河南安阳，汉代和唐代在长安，明清在北京。其次与历史事件有关，如敦煌文书。敦煌是唐朝到西域的必经之路，形成的档案比较多。最后，跟气候关系密切。中国西北气候干燥寒冷，缺少战乱，档案保存就比较好。总之，历史越发展，内容越丰富，档案越多。

　　研究还发现，不同载体的档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交替出现的特征，如商代和西周分别以甲骨和金文档案为主体，春秋战国有金文简牍和盟书档案，东晋南北朝以后档案进入纸张时代。同时，由于各个时期档案载体不同和时间的间隔，年代越久远的档案保存状况越差。

　　刘耿生介绍，该成果的全面性表现在，从历史纵向度来说，它涉及的文献范围包括自商周至明清时期的各个朝代；从文献种类横向度来说，既包含远古时代的甲骨金石，还包括纸墨文书，甚至对区域性的档案文献如徽州文书、晋商文书及清水江文书和散落在国外的各种档案文献也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相较于以前的档案文献研究成果，这都是更全面、更系统的。”刘耿生说。

　　刘耿生同时向记者坦言：“我们这个成果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是可能有遗漏，二是也可能新发现没有收录进来，三是国家保密的文献不能公布。对于遗漏和新发现，在将来的修订中会添加进来。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文献整理的工作中来。”(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唐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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