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杰生（S.Jaishankar），国际关系哲学博士，现任印度驻华大使。1977年起，苏杰生博士开始进入印度外交部门工作，先后任印度驻俄使馆三秘和二秘、驻美使馆一秘、驻斯里兰卡维和部队一秘兼政治顾问、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商务参赞、外交部东欧司司长、总统新闻秘书、驻东京使团副团长、驻捷克共和国大使、美洲司司长、驻新加坡大使馆高级专员等职。2009年8月起担任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目前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成员。

　　2010年，中印建交一甲子。60年风风雨雨，中印关系几度浮沉，但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展。目前，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外，两国在军事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也在不断深化。但是，两国对彼此了解有多深，印度民众眼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前不久，在宽敞明亮、充满印度风情的大使官邸一楼大厅，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1 、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一直探寻着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印度发展模式的特色、核心特征是什么？哪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

　　苏杰生：过去60多年，印度一直遵循混合私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该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很多工业模式最初由国家创造，随后渐渐发生变化，如今政府更支持私有企业，自己参与程度时多时少。从某种程度说，它与东亚甚至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一样，因为这些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其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在印度更多的则由私有部门来完成。

　　今天，印度经济面临的大问题是，当经济增长达到8%时，如何才能让经济更有效地继续保持增长，如何才能确保更多人从这个增长中获益，而不被落下。增长的收益即使没有完全得以平均地分配，也必须被某种程度地共享。我认为，当前印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向8.5%—10%这个目标迈进，二是如何把更多甚至全体民众包括进来，不让一个群体、一个地区被抛在经济发展的大潮外，从而达到某种平衡。

　　这一经济模式在民主框架下发展着并已开始繁荣，同时还伴随着一定的政治进程，有来自各方不同类型的决策压力，因此要作最后的决策往往变成一件更具挑战的事，这是印度特色的发展模式。

　　2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南亚的建设性作用？

　　苏杰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为何要只限于南亚？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都发挥着重大作用。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从平等的立场上与中国合作。换言之，中方能获益，对方也能获益。当双方都获益时，可以说中国正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助于他国的增长。因此，我更倾向这样来表述：中国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南亚——当然，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看到两国的合作在增长，这个增长只是开端，相信在今后几年内会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会进一步促进印度的发展，尤其在内部结构的现代化方面，印度与中国有很多合作关系。我认为，南亚其他国家对与中国的合作也持积极态度。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当然是相当有建设性的。

　　3、 印度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喜中掺忧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杂音不绝于耳，无论是印度媒体还是中国媒体，相互报道对方负面新闻的现象日益增多。而西方媒体也从未间断对未来中印两国谁主导亚洲的炒作。您本人对中国媒体关于印度的报道也持批评态度，您主要在哪些方面不同意，原因何在？

　　苏杰生：媒体的观察与报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确有负面新闻时，进行负面报道，这合乎逻辑，也合情合理。但有时并没有发生负面新闻，或者说其负面程度没有那么大，但媒体却把它夸大了。

　　我认为，中国媒体有时面临着与印度媒体一样的问题。每天早上，我都去人民网、中国日报网和环球网等浏览。有些媒体给我一种印象，就是它们经常在事情发生后急于下判断。比如之前印度要出台一个新的电信政策，要求每家提供通讯设备的公司都必须通过安全检测，因为很多公司在提供产品时会预先植入某些设备。对此，中国许多媒体早早就下判断，认为这不过是印度不想与中国公司做生意的幌子。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几家小媒体，一些主流媒体也这么认为。最后，当规则出来后，中国公司并不存在问题，他们现在仍在印度卖通讯产品。正如你所说，西方经常报道印度和中国相互敌视。坦率讲，一些中国人掉进了这个圈套，印度也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印度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在印度普通民众眼中，中国形象如何？

　　苏杰生：印度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这些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化。印度民众对今天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满怀敬意，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看看上海和北京，看看高铁和高速公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好。印度民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印象深刻，虽说不上具体数字，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已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印度民众同时也有一些担忧。倒不是妒忌中国的发展，而是觉得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变得越来越有能力，会不会对印度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印度和中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两国有边界争议，而如今，与印度存在边界争议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另外，印度也想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希望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中国对此是否支持，这也是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因此，中国似乎给印度民众一种很复杂的印象。

　　4 、贸易和旅游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和印度同在亚洲，互为近邻，但彼此间的了解尚有不足。您觉得应该如何营造互相理解、信任与合作的氛围，促进两国的民间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互信？

　　苏杰生：我是这么理解的。首先，我们需要越来越好的政府间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增进两国的经济关系——两国经济关系一直很好，我这里是说我们需要更好的。然后，我们再来思考社会层面的，诸如大学如何合作、媒体如何合作、旅游业如何合作等，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总在告诉印度人，来这里看看我们的邻居中国，看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为什么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还未能达到这一程度。为什么我在中国看到有这么多日本旅游团、韩国旅游团，却没有很多印度旅游团，为什么中印之间没开通很多航班？

　　在我看来，两国需要更多的商业间合作，因为两国间关系有75%是商业，如果商业这一层面能被推动起来，其他层面的很多合作关系就会随之而来。当商业发展起来后，就会有旅游，有航班，有更多人来学习语言，对对方国家的电影和音乐感兴趣。所以，商业和旅游可以说是推动其他很多关系的初始动力。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国，生产的电影比好莱坞的还多，但是在中国我很少看到印度电影。

　　我们在努力推动很多东西。我个人还期望能在印度推动中文教育，这得看我们实际上是否可以在印度的学校设置中文课程，我们将之看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目前，该工程仍处于构思阶段，真正要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首先必须让人们接受这个观点，然后还得有教师教，对教师进行培训，由优秀的教师再培训更多的教师。

　　我经常在中国旅游，旅游中会遇到很多中国的普通百姓。当我问他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历史与联系时，他们会想到佛教，也会提到玄奘。如果你去参观中国的历史古迹，会发现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遗迹与印度有关联。我认为，我们需要让两国的民众对印度与中国共有的历史联系有更多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近代历史上，中印两国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西藏问题、领土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更好的出路，将其对我们增进友好关系的阻力降到最低？

　　苏杰生：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得自己把握，决定是否允许这些问题来左右中印两国的未来。我不是说不存在问题，甚至我们在较近的历史中还有一段不怎么愉快的过程。但是，有智慧的人从不会让问题决定结果，否则明天不会比今天更美好。我们需要管理，也需要解决方案，我们不应悲观。为什么要认为我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从以往经验看，2010年的状况比1990年时要好很多，1990年又比1970年要好很多。可见两国关系是在变得越来越好。或许我们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今后也不会找到。我们必须不懈努力。

　　5、10年后的中印关系将更密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请您对中印过去60年的关系作一个总结，并展望一下今后10年的关系？

　　苏杰生：这个问题只言片语很难说清。印度和中国在1949年后不久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但此后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一度几乎滑到谷底。差不多20年前，两国关系才开始正常化。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阶段性的变化。就我个人观点，我们承认两国间曾有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要积极面对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而决不让这些问题阻碍我们两国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0多年前，在印度可能没人会想象中国会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10年前，可能也没人会想到在多哈的贸易谈判圆桌会议上，两国的立场会如此接近；即使5年前，有多少人会想到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会议上，印度和中国会走得如此之近？

　　因此，在过去60年里，我们有失望、有问题，同时也有希望、有进步。尤其是过去的20年，是取得了很多进步的20年。因此，我个人满怀希望，深信未来10年会在这些进步的基础上获得更多发展。如果10年后，我们再有机会坐下来谈两国关系，我相信，我们会谈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关系，贸易、旅游以及其他很多关系都会很不一样，而且会好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驻华大使，能谈谈您个人在中国的感受吗？

　　苏杰生：显而易见，在这里的感受非常有意思。这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在很多方面都极具挑战性。但是，仅从会见人这一点上，我就获得了许多力量。我喜欢与人交往，这也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与他人互动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会给我诸多启发，让我对工作和生活更有激情、更有活力。

　　我对中国普通百姓的印象也很深。这是我首次来中国工作，之前我没有关于中国方面的经验。我发现，中国民众都是非常务实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希望找到有效解决办法的人。他们很朴实，有些吵闹，和印度人一样。2010年中国国庆节期间，我去了一些地方，给我感觉就像在印度过节一样，人很多，有些人在打牌，有些人在聊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将之看做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公众文化。你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与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这在有些地方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在这里的经历和以前的很类似，这是一个能让我想起印度的地方。

　　6 、印度公司要更积极 中国公司应更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华印度公司面临哪些问题，在印度的中国公司面临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国间更大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苏杰生：就印度方面而言，我认为在华的印度公司还不够积极，很多公司开展业务的努力程度不够，有些甚至尚未开始努力。应有更多的印度公司来华开展业务，在市场上的表现应更积极、主动，而且应制定一套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战略。

　　就中国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公司应该更开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果印度有什么需要，一般会放眼全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如果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产品，因为我们对中国持开放态度。但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中国人会更多地关注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一般情况下不会想到印度的产品。

　　例如，在IT领域，印度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都做得很好，质量好，价格也有竞争力。但是，有多少中国公司在使用印度的IT产品？少之又少。再如，在制药方面，印度公司生产了占世界总额20%的生物制药。但是，看看贸易数据，中国进口的药物很少来自印度。即使现在，我也没看到中国公司对印度应有的需求，没看到中国学者或研究机构进行很多关于印度的研究，研究在哪些方面与印度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

　　让我们再回到原先的一些问题上。中国和印度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两国的崛起看做是相互竞争性的崛起。事实上，中国和印度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如果你问问印度领导人，你们正在努力做什么，目标是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希望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想中国领导人的回答也会一样。你再问问中国和印度的普通民众关心什么，无非是希望健康、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工作。请记住，如果两国都成功了，这意味着加起来占世界人口40%的两个国家成功了，这是两国为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因此，最大的错误就是将改善本国人民生活质量的事看做是对彼此有负面影响的行为。

　　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上，游戏规则不是由我们制定的。中印两个国家从被西方国家统治了100多年的历史中走了出来，但规则还是他们制定。随着两国世界地位的增长，我们希望改变世界的运作方式。看看两国如何看待贸易规则、食品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如何看待世界金融规则，以及所有其他问题，中国和印度有着类似的利益。如果中国变得更强有力，能够改变这些规则，这对印度是有利的；反之，如果印度变得更强有力，这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印度和中国可以各自发展，但问题是，我们要辨清我们的共同利益在哪，然后我们才可以制定共同的日程。对此，有两个方面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是从全球层面来做，另一个是说服民众。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民众强调，两国有共同的强大的历史基础，如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一点民众没有很好地看到。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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