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 175 期独家报道文章之一

　　学术界围绕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曾经出现过研究和讨论的热潮，此后，在美国达慕思大学甚至美国、欧洲形成了简帛研究的热潮，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艾兰。

　　海外学者研究简帛由来已久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美国达慕思大学甚至美国的研究简帛学的学者在哪些方面形成了关注热点？

　　艾兰：上个世纪上半叶欧洲就收藏了汉代的木简、木牍，美国也收藏了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我个人研究先秦，从1972年到1995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书时，主要研究的是思想史和古文字，没有专门研究简帛，可是我也对马王堆很感兴趣。1995年我来到美国达慕思大学教书，宗教系的韩禄伯教授已经翻译了马王堆帛书《老子》，英文书名翻译为汉语是“德道经”，因为帛书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1996年我们两人参加北大陈鼓应、王博组织的会议“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周秦汉时期的道家文化及其在后世的演变”，很多外国人来，就是因为听说湖北郭店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竹简《老子》，会上可能有介绍。其实，会上只有一个很短的报告。郭店楚简出版后，我们在1998年举办了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太一生水》，原来是和郭店《老子》（丙）抄在一起，在宇宙观、道家思想方面，有很多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地方，学者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材料的重要性。

　　2000年，我们还召开了一个会议——“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达慕思大学与李学勤先生和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合作的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因为注意到有很多的文字材料发掘以后还没有出版，会议请了很多考古学家作相关报告，比如温县盟书、慈利和新蔡楚简、王家台秦简等。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也介绍了还没有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去年，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小组首先发表了《保训》，我们在达慕思大学召开过一个小规模的讨论会，今年还要组织一个，读清华简《尹至》与《尹诰》。其实，美国还有别人也组织这类的讨论会，譬如宾州州立大学也开了这类简帛会，他们读了《恒先》。

　　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错过简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简帛研究中，中西学者的区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艾兰：西方学者对中国古文字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原因就是楚国文字的研究很难，西方学者古文字学得很好的不多，但年轻学者中顾史考和魏克彬的古文字学很不错，可是我们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哲学或历史的角度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比如，我研究过历史传说，读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子羔》、《容成氏》，就会把它们和我原来的假说放在一起研究。以色列的学者尤锐对战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特别有兴趣，所以他也研究过这些。有的学者对口述传统和记载文献的关系有研究，楚竹书中也有一些有关的材料，譬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利用楚文字竹书讲《诗》研究这类的问题。研究竹书当然研究哲学或思想史的人最多。也有比较多的人注意到竹书，比如郭店的《性自命出》和上海博物馆类似的《情论》，谈性、命、情，和传世的书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对于《五行》，也有人对其关联思维做研究。在研究中，学派的问题和宇宙观的问题也比较热。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出土的简帛对于西方学者深化对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等的认识发挥了什么作用？

　　艾兰：新出土的简帛，特别是秦朝以前的楚国文字竹书，应该从音韵学、文本的历史到思想史等很多方面突破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我相信20年以后，古代中国学会有很大的改变。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一样，都是做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研究。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用这些材料，不一定把简帛学当成一个专业来研究，但不能完全不管这些材料。这些战国竹书的特点是他们和中国传统的古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我提到了我研究过禅让的传说，利用传世的文献，不知道有《唐虞之道》也鼓吹禅让，可是一看见他们那时的争论，《孟子》的一些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简帛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简帛学的发展，除了依靠新出土的文献等材料，能否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

　　艾兰：目前，在方法方面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怎么把发掘的文献、传统的文献和考古发现放在一起是一个问题。李学勤先生早就提到《古史辩》的时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只能用古书，见到的发掘的材料很少；现代的人应该“走出”那个时代。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争论。其中涉及怎样研究历史方法的问题。战国竹简也会慢慢地影响这个方法的问题，特别是清华简，因为清华简包含历史方面的竹书。它们刚开始发表，不知道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还是更早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清华简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简帛研究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占据什么地位，目前的发展状况怎样？

　　艾兰：新发现的简帛是美国的汉学专业里一个比较热的研究领域，也有比较多的研究生有兴趣研究。外国学术界特别注意楚国文字竹书的发现。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特别难的领域，文字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研究楚简的外国人不可能太多。

　　我认为，战国竹简出土是和甲骨文发现一样的大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处于高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疑古派对所有古书有一个新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就是有甲骨文的发现，而且发掘了安阳的殷墟，所以有考古方面的新认识。现在有了出土的文献，内容很多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这几十年来也发掘了很多考古遗址，这些遗址许多都有文献出土，所以，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代。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北京大学与美国达慕思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王云飞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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