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73期“特别策划　哲学社会科学视阈下的公共灾害”文章之一。

　　现代科学技术的象征是核能技术。原子弹是原子核物理学技术的结果。通过曼哈顿计划，核能技术首先作为军事技术发展起来。二战以后，开始对核能发电技术进行开发。现在，主要的核反应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铀为燃料的轻水堆，另一种是依靠钚燃料再利用的快中子反应堆。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完全没有掌握危险的放射能处理技术，也不知道该如何研究。

　　核物理学告诉我们，放射能是无法应对的。核反应堆使用的燃料铀，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法国已经放弃利用钚的快中子增殖堆的设想，而日本似乎还没有对此死心。而且，日本危险的核能政策，还在向东亚扩大。

　　如果研究人员强调放射能的危险，那他的科研经费就会被停发。“导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因反对氢弹开发而被开除公职。科学家的科学判断力、政治判断力、道德、良心在现实面前都在经受考验。

　　核能发电技术并不能解决地球变暖的问题，那是一种欺骗性的借口。其实，核能发电的长期性风险，远在气候变暖之上。人类必须在不依赖核能技术的前提下，解决气候变暖问题。

　　建设具有高度学术性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包括自然再生能源研究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大岛坚一著的《可再生能源的政治经济学：面向能源改革政策的绿色改革》（东洋经济新报社，2010年）值得向大家推荐。作者认为，在论证能源需求的长期性时，一些人对核能的设想过于乐观了。而且，人们对包括核能发电在内的长期性能源供给状况估计，是未经过正确且充分的讨论就草率决定的。据说德国计划到2020年，将把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提高到30%。欧盟整体也将进行同样的政策转换。我认为，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各国，必须早日从依赖核能技术的梦想中觉醒。

　　乔治·迈尔森在《生态学与后现代的终结》（Ecology and the End of Postmodernity）中说：人类面临的地球环境问题，是依靠后现代式的零星补救办法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与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相比，日本的环境政策大大落后。日本的环保思想依存于技术，生态学意识落后。中国、朝鲜和日本历史上都有重视生态学的自然观。我认为，抹杀这些传统价值是极大的错误。保持传统的自然观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二者可以两立。要摆脱依存于核能技术的制度安排，转向推进环境社会主义工程的体制，采纳以再生能源为中心的技术政策。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佐佐木力　郑萍/编译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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