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73期“特别策划　哲学社会科学视阈下的公共灾害”文章之一。

　　随着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呈现出愈来愈频繁的趋势。如何减轻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经济破坏，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紧迫任务。

　　应对自然灾害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

　　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在大体相似的自然条件下，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应对自然灾害时，不仅要从自然方面，更需要从社会方面去思考，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有着极大的用武之地，也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

　　有学者指出：人类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元问题”，也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到今天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念，这种认识上的深化与升华，正是建筑在千百年来广大群众艰苦实践基础上哲学概括及政治思考的结果。

　　我们面临着一个表面上似乎相悖的现象：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科技日益进步，极大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有效地防灾抗灾的能力，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却越来越高，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严重。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根源于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反而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在这当中，社会的因素显然要远远大于自然的因素。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当然也要更多地由哲学社会科学来提供。

　　灾害一旦发生之后，实时的应急处理及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新闻、人口、教育、卫生、心理等等各个方面，几乎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这些学科的积极参与，必然会对科学应对自然灾害产生积极、重大的影响。

　　史学对研究自然灾害意义特殊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害的国家。中国人民在同灾害作斗争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由于史学的发达和政府对荒政的重视，中国也是一个对自然灾害记录最丰富、最完整的国家，历朝历代都有对自然灾害比较详细、具体的记录，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近年来，史学对研究自然灾害的意义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灾荒史在最近20余年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史学对灾害研究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加深对自然灾害的规律性认识。只有掌握了灾害发生、发展的规律，我们才能更加清醒、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加以应对。但规律并不会直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只有在对一次次灾害历史过程的具体了解、反复比较中，才能够提炼、概括从而发现、掌握规律。就像江泽民同志所说：“自然灾害是件坏事，但通过同它的斗争，人们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从而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是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防灾意识。每次大灾后，身历其事者往往“惨目伤心，兴言欲涕”。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印象也就渐渐地淡漠，甚至对以往的经历不甚了然起来。严重一点的，竟然患了健忘症，居然“今不识先，后不识今”，曾经的劫难忘得一干二净。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灾害正是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报复和惩罚。可惜的是，自然灾害过去之后，人们往往好了疮疤忘了痛，为了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就故态复萌。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用历史上大祲巨灾的痛苦经历，告诫人们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友好之情，以不断提高防灾抗灾的意识。

　　三是从历史中吸取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我国既是一个多灾害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丰富防灾、抗灾、救灾经验的国家。《周礼》中就有关于荒政十二条的记载。秦汉以后的历朝政权，逐渐建立并完善了救荒的政治运作机制和政策措施，积累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至今还留下了大量的有关荒政的档案资料。大约从宋代开始，一批有识之士即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并著录成书，据我们不完全的收集，此类“荒政书”书目有数百种之多，字数在千万字以上，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加强灾荒史学科建设

　　既然社会生活对灾荒史学科的发展存在着紧迫的要求，史学工作者理应通过艰苦细致、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使灾荒史研究取得真正突破性进展，为灾荒史走向繁荣作出自己的努力。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以为重视下面五个方面的结合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就灾荒史来讲，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倡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交叉渗透，尤为重要。因为灾荒史既要研究自然，又要研究社会，特别是要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揭示问题的本质，发现事物的规律。

　　二是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历史资料是认识历史的根据和基础，必须克服重学术研究、轻资料整理的错误倾向。事实上，灾荒史的资料既大量存在又分散难找，急需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作有计划的发掘整理。

　　三是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像灾荒史这样既包括基础研究又包括应用研究的学科，科学合理地对待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基础研究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应用研究也离不开深厚的学术根基。厚此薄彼，有失偏颇；互济互动，相得益彰。

　　四是中外学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要求人们更多地站在整个人类和世界的角度，去面对和思考人类生存所无法回避的各种问题。研究灾荒史的中外学者之间加强学术交流，不仅相互提供学术资料、交流学术心得、共享学术成果，而且广泛开展实质性的共同研究，就成为一项切实而紧迫的任务。

　　五是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专门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者，数量毕竟是有限的。社会上还有一支数量庞大的防灾抗灾的实际工作者队伍，他们理应成为学术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和思想源泉。像灾荒史这样同广大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如果学术工作者不从广大群众的生动实践中吸取营养，如果学术研究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反响，那就不可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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