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内德拉·简恩（Purnendra Jain），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澳大利亚亚洲协会（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SAA）会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他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任访问教授。简恩教授在英文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日本当代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论文和近十本专著，其《日本自治体外交》（Japan’s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一书，受到日本学者的极大关注，并被译成日文出版（《日本の自治体外交——日本外交と中央地方関係へのインパクト》，敬文堂，2009年3月）。他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辑的《日本的衰弱》（Japan in Decline: Fact or Fiction?）和《日本政治》（Japanese Politics Today: Karaoke to Kabuki Democracy）即将出版。简恩教授目前的研究重点为中、日、印三边关系。

　　早在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就高调表示，“We are back”。2010年，美国更是不断迈出“重返亚洲”的新步伐：力推印度当“亚洲主角”以借力制衡中国；派希拉里出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缺席的东亚峰会、集结中国邻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奥巴马再度亚洲之旅。这些是否显露了美方恢复和加强对这一地区影响力的意图，美国是否在拉拢其他国家共同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中国的邻国对此是怎么想的？近日，著名印裔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普内德拉·简恩教授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为我们深入解读了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如何看待它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1 中国日益成为澳大利亚外交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普内德拉·简恩（以下简称“简恩”）：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吉拉德与前任总理陆克文都来自工党。陆克文现任外交部长一职。吉拉德过去的工作重点在国内事务方面，对外交事务关注不多，当然，现在她在慢慢学习。

　　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而言，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对象依然是美国。澳大利亚与美国是同盟国，当新西兰退出后，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双边同盟关系。确保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关注的重点。早在霍华德担任总理期间，他在对华关系的经济贸易方面就已表现出十分积极主动的态度，还与中国签署了包括原料和能源项目在内的数额巨大的资源协议（2007年9月）。澳中两国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十分密切。如今，中国更是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此外，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中国，这对两国关系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

　　当谈到两国政治关系或者战略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双方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例如，前总理陆克文和霍华德都曾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在西藏、达赖、人权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陆克文更直接，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开始关注中国的军费问题，认为中国军费存在开支比例增长过快、缺乏透明度等问题。

　　显而易见，就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而言，美国非常重要，排在第二位的就数中国了。如果从经济角度和留澳学生方面看，可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

　　2 中澳战略关系成研究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大利亚当前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简恩：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非常强。最近，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成为研究热点；同时，研究内容日益多样化，研究话题主要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国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国与别国的贸易、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角色、中国国内社会的现状等。

　　并且，澳大利亚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中文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增强。如今，在澳大利亚已有约10所孔子学院，我所在的大学就有一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专门的“中国研究之旅”，因此，我们有更多机会亲自去中国看看。参加中国研究之旅的人员中，既有政治家，也有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中国之行使他们能亲自感受中国是什么样的，改变了过去仅仅在自己国家听政治家们描述中国的状况。

　　此外，澳大利亚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们有各自的经历，在课堂上讲述很多故事，谈自己的亲身感受，这给其他同学和老师带来了十分难得、丰富的间接体验。而且，直接从中国学生那里得到的他们各自的想法与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而不是狭隘的观点，使授课教师和其他学生都很受启发，很有价值。

　　3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评价比较积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到中澳战略关系越来越成为研究热点，您能为我们介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吗？

　　简恩：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有。比如，澳大利亚某家报社中的一位驻外记者所代表的一派观点：他对中国的发展比较担忧，经常写一些有关人权和国防问题的文章。举个例子，他曾指出，我们对中国的态度要强硬些，应该与美国保持更强的同盟关系。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认为对华态度过分强硬是不对的，并且事实上中国并不像上面提到的那位驻外记者所描述的那样。

　　简而言之，对中国的看法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并对付中国；另一类是直接与中国接触，特别是在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

　　从政府的角度看，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即虽然有时出现分歧，但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需要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我认为，中国要有准备，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可能会存在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友谊是常态，在友谊的前提下应该容忍分歧的存在，容忍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总的来看，中国的形象在澳大利亚是比较正面的。看看大学间交流、政府间合作、商务往来与合作，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十分务实的。就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澳大利亚，谈到、听到、看到的，总体上都是比较积极的，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4 日本希望与中国成为朋友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评价一下日本关于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

　　简恩：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情况与澳大利亚相似。美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在日本有驻军，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的反美运动，而且这股浪潮很强，澳大利亚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日本政府存在很大的两难——如何既与美国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又让民众满意，而澳大利亚政府就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难题了。

　　在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前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曾提出美好愿景，希望与美国的关系是平等的，但他的努力失败了。这不完全是由于他的政策错了，而是他无法做到让美国和民众两方面都满意，结果不得不辞职。如今，日本首相菅直人又将日美关系恢复原样，他尊重2006年和2008年签订的协议，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务实的，日本要学习中国务实的态度，而接近美国也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

　　在与中国关系方面，日本希望与中国成为朋友。因为在经济上，日本非常依赖中国，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日本的情况与澳大利亚相似。对两国而言，美国依然十分重要，但中国是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保持友好也很重要。不过中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担忧相比，日本对中国的担忧更甚。

　　5 日本努力建软网络以求维持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过去几十年中，亚太局势有了很大变化，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

　　简恩：日本一度是在亚洲唯一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程度远不如今天，所以，日本曾经是该地区最关键的国家。然而，现在日本已变成主要国家之一，此外还有中国和印度。从过去的唯一重要国家，到现在的主要国家之一，这个变化很大。不仅如此，日本现在还得努力维持主要国家之一的地位。日本无法回到第一，现在它是第二、第三，但很快可能会变成第四、第五。日本人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无法保持原先的地位，所以他们会认真应对这样的局势，依然希望能积极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

　　日本要保持现有地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出钱。因为日本曾是该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如今，ODA项目（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大大减少。日本过去在该地区投了很多钱，现在由于自身经济原因，日本可供投资的钱没有从前那么多了，而且也变得更为谨慎了。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的钱不多，就会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如今，日本起的作用不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重要了，不再是“领头雁”。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曾在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第一，给美国很多教训；如今，日本不再是第一了，依然给美国很多教训，因为日本的经济在下滑，而美国的经济也在下滑，美国依然有许多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二是出思想。然而，日本人也无力带来新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提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他们的提议应和的国家不多。例如，1998年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对此，中国不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美国反对，欧洲也反对。日本明白，想要保住领导者的地位是很难的，因此，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建立一个网络，我将之称为“软网络”（soft network）。日本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都不再强大，要实现“硬网络”困难重重，那么为了依然保持自身的强大，确保它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该怎么办？就是和很多人建立网络，这是我的理论，即“网络外交”。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建立友谊，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友谊、合作与贸易，这也给日本人带来旅游、留学等方面的交流机会。这就是我说的网络外交，日本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别无他选。

　　日本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知道如何保持朋友、与其他国家交朋友，也知道如何在新环境下创造影响力，需要建立一个软网络，而不是软实力。日本在2007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安全协议，在2008年与印度签署了类似的安全协议，但这些安全协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盟，更不是军事同盟，而是“软的安全协议”，就好像“我们可以合作，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这种协议。这与美日安全同盟、美澳同盟或者北约不是一种性质，也不同于早些时候谈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准双边协议，和日本过去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它们没有什么固定的内涵，这也给日本及其他朋友很大弹性。当然，日本也在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与澳大利亚、印度建立更深的联系。这些都是日本感到紧张、不自在、不安全的表现，所以在努力扩展它在该地区与他国的关系网。过去，日本不和印度接触，现在它们开始接触了。但我个人认为，印度并不这么看，印度觉得日本对印度的兴趣来得太晚了。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希望日本在该国进行更多投资时，日本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印度。

　　6 印度和美国双方都很务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印度与美国的关系？

　　简恩：印度和美国都希望双方的关系能更密切，这毫无疑问。正如我刚才说的，美国需要印度，印度也需要美国。印度需要美国的新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美国的核技术——用印度政府的话来说，即民用核技术。印度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要通过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NSG）、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一系列的程序是非常难的。而且，如果美国不支持，去欧洲引进技术也不可能。美国布什政府时期对印度的态度是很友好的，进一步扩展了与印度的关系。那美国对印度有何求？首先，当然是在反恐战争上的合作。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美国战略的一个关注重点。印度在该地区的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很重要。同样，美国的支持对印度也很重要。过去，印度很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不怎么关心印度的恐怖主义事件，因为自己没有感同身受；而如今，美国自己也面临着类似的反恐问题，它也更关心印度的恐怖主义事件了。在2008年发生“孟买事件”后，美国明确支持印度。

　　此外，从战略上讲，对美国而言，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不仅在反恐战争方面，从地缘政治战略角度讲也一样，尤其是面对中国时。印度对美国而言——按现实主义者的说法——是防止中国“做大”的保险栓。但是，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及两国经济增长的现状来看，美国想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而且，从印度的历史传统看，印度人有自己的世界观，印度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对世界的判断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听从美国或者日本。印度和中国都不会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世界。我不认为印度会和美国结盟来反对中国，也从未听说印度官方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我相信印度政府不会这么做，除非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战争，而我们当然期望这样的特殊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从外交层面讲，我并不认为印度会去美国方面寻求援助。而美国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知道印度有独立的世界观。简言之，印度和美国双方都非常务实。（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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