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70期“两会特刊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工作状况有太多值得外国人羡慕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文化尊重知识，中国大学研究资源日益丰富，中国的学生聪明又勤奋……许多来自中国的媒体主管、制作人和记者都比他们的英国同行更乐于和学者谈论自己的工作。

　　但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其实并不是生活在天堂里。当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对外开放时，社会学家的工作也会不可避免地被与世界顶尖学府的成果作比较。把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美国大学作比较的人都必须承认，如果前者想在社会科学方面追成平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70年前，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区分了“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的不同。他认为，前者是“为了服务于一些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或是私人而执行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世时期，这种研究在美国大学里十分盛行，即使到今天也有着牢固的地位。在我个人印象中，中国学术界对大众媒体的研究也是追随着这一传统的。“批判”研究则是建立在下述理念之上的：即使媒体可能会有“工具”这一角色，但研究“我们媒体传播社会现状的常规角色”同样重要。在美国的大学里，这个角度的研究在拉扎斯菲尔德生前还没有成气候，但后来逐渐受到重视。在我看来，这一研究在中国大学里还相当薄弱。

　　拉扎斯菲尔德相信，这两个理论分支的研究人员可以并且也应当在一起并肩工作，这两者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科学团体来说缺一不可，这也是使美国大学成为世界最好学府的因素之一。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大学如果想要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实习记者　王安丽/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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