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70期“两会特刊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章之一。
　　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这次“十二五”规划更是首次将其纳入规划中。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鲍铭言（Richard Balme）自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访华以来，从未间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最近三年，一直在中国多所著名高校任教，同时又担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巴黎政治学院在中国，公共治理与全球化”项目责任人，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较为了解。本报记者就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在国际上的地位、今后的发展等问题，采访了鲍铭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印象。

　　鲍铭言：过去三年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与国际发展专业国际研究生班上课。这是该校的一个国际项目，我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宿舍的两名学生是来自同一国家。这是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典型表现之一。这个项目中，大多数教师是中国教授，也有几位像我一样的访问教授。

　　在国际化方面，中国学生没有与外国学生一起上课，交流的机会相对少很多。可能因为他们在被录取时走不同渠道？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

　　中国的社科发展给我印象很深。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社会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并不顺畅，几乎一切都是在过去30年间重建的，而30年对学科的发展极其短暂。

　　就社会科学的科研贡献而言，我很敬佩中国同事。他们知识丰富、素质高、能力强、工作努力，也取得不少成绩，这很了不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对中国学者研究中使用的数据表示质疑，即使研究中国问题，也倾向于参考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您怎么看？

　　鲍铭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体上我并不赞同。很难说哪方的数据更可信，学者一般都使用官方数据，无论是世界银行的、欧盟的，还是某国政府的。学者在使用时要持怀疑态度，不能尽信。我认为，对中国问题理解最好的是在中国做研究的学者（中国人或外国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有关中国的研究日益增多。当前中国方面的研究在整个社科领域处于什么地位？

　　鲍铭言：近年来中国备受关注，对于中国的讨论自然也就多了，特别在社科领域，中国问题研究越来越多。中国的社科研究做了大量努力，成绩也很显著，但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在外界看来，中国社科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本国有着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见解，而就在15年前，情况还很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促进中国社科的进一步发展，您有何建议？

　　鲍铭言：让学者做研究，产生更多想法，这很重要。中国本身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关于中国的课题也很多，而且知识渊博、能力强的中国学者也不少，他们的研究也不唯理论，很务实。因此，他们能作出很好的研究。中国学者很聪明、有天赋、精力旺盛、能力强，他们的研究已经很出色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中国学者而言，过去更多是追随西方学者的研究，如今经过30多年的发展，开始逐渐与西方学者在同一跑道。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给国外英文刊物时，往往受到不公平对待。您怎么看？

　　鲍铭言：是也不是。更多是标准问题，举个例子，即使法国受英语世界国家的影响已经很深了，但法国社科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情况与美国有很大差别。当我向英语期刊投稿时，如果我的论文一开始是用法文写的，再改成英文时，并不是把法语翻译成英文这么简单，往往是伤筋动骨的，几乎要重新写，尤其是在文章的结构、问题的设计方面，可以说只是使用的参考资料没有变。英语世界有它们自己的标准，但各国的社会科学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这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更多是文化概念问题，是一个跨文化的问题。

　　作为一个法国学者，我本人也有类似经历。我在美国接受教育，当回到欧洲时，一开始就努力，希望让法国社科界更国际化。如今，随着世界范围内交流的日益密切，很多学者在做法国社科领域研究时更多地引用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法国学者依然为数不多。这和中国一样，但我不认为这表明法国研究质量低。这更多地说明不同语言传达的社科研究在沟通上有困难。不同国家的社会或政治概念是不同的，这很好，因为语言有差异。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多样化，而不是努力将之统一到一个标准。为了更好地沟通，我认为翻译比统一为一个标准更好。（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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