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70期“两会特刊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文章之一。
我们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这个规划,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才能知道哲学社会科学往哪个方向发展,怎么样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怎么样为我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服务。自主创新包含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别需要理论创新。
目前我国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各个国家都在关注中国发展模式。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稳步发展,非常有必要确定一个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既要简明又要明确,应该像科技中长期发展一样,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指标体系,当然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申请那么多的专利。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战略性的思考,我们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和理念。从行政学来看,世界各地都在改革,如何产生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来推进政府的行政改革,我们需要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理论。就目前来看,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创新,比如说我国的大部制,但大部制理论我们还不是太清楚。50年代英国人搞的大部制是产生在后工业时代,其管理需要进一步地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从完全的秩序性走向弹性,从政府的更多干预走向世界的参与,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都在谈服务均等化,什么是均等化,我们都不知道,是生存的还是发展的,这就涉及可行性。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反映了缺乏理论基础,理论创新的任务很重,最基本是从实践出发,需要我们投入到实践中去,服务实践之后再投入到实践中去,这个循环工作我们做得不够,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学者的实践,实验室在社会,所以每一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研究者,应该是社会的医生。
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国家系列工程后,首先是加大投入,我呼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有投入才有项目,项目是平台。需要打造三个平台,一是要有好的项目平台。二是培训的平台。走出去开拓视野,进行各种交流,必须有一个国际舞台做支撑。三是需要有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吴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本报记者 王建峰 刘锴/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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