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争史不仅充满了暴力的角逐，也蕴涵着无数谋略智慧的较量。孙子曰：“上兵伐谋。”战争舞台上不乏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谋妙计，起到“一策而转危局，一语而退千军，一计而平骚乱，数言而定国基”的作用。谋略的产生是指挥员独特的思维活动。抗金名将岳飞指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摆好阵势再打仗符合常规，而要运用得好却需要指挥员的灵活与机智。论述可谓精辟，也增加了谋略思维的玄妙色彩。“道可道，非常道。”指挥谋略思维的非常之道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规、非常态、非程式的创新思维。

　　指挥谋略思维的非常之道，首先体现在指挥谋略的非常理思维上。现代思维科学认为，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会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熟悉的方法寻求解决，实际上却行不通，原因在于思维的局限性。如果能够尝试多角度或反其道而行之，就可能轻松破解。非常理思维是辩证思维推理转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能够突破常规定型模式和超越传统的经验、原理，把思维指向新领域和新层次。军事斗争的生死存亡对抗决定了隐蔽、间接、诡诈的方法被大量采用，往往建立在非常理思维上。曹操讨伐张绣之战中，张绣在首次追击曹军失败的情况下采用贾诩二次追击的建议而大获全胜。刘伯承在七亘村连续两次设伏，神奇地给日军沉重打击。智取华山也是我军指战员挑战“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创造的神话。二战中德军装甲部队一反常理越过崎岖的阿登山区，使马奇诺防线形同虚设。这些战例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指挥员能够突破常规创新指挥谋略，达成了出奇制胜。从作战理论的更新看，美军从“空地一体战”到“快速决定性作战”再到“网络中心战”理论，理论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性理论”特征明显。而实际上，作战理论是不是“一次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说明非常理思维是指挥谋略辩证思维创新的主要途径。

　　指挥谋略思维的非常之道，其次体现在指挥谋略的非程序思维上。程序即是一件事从开头、发展到结局之间应有的具体阶段，以及优先处理何种问题的排列次序。非程序思维不迷信于传统的思考问题的逻辑顺序，根据需要可以加减某些环节或改变优先处理问题的先后顺序。如倒换就是一种程序改换，指挥员在运筹谋略时可首先确定最后希望达到什么目标，然后从这个结果倒推研究，直到找出当前应选择哪条道路，也可以简单概括为“向前展望，向后推理”。正如《鬼谷子》指出：“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沙漠之狐隆美尔在指挥作战时，就每每从敌人的观点来观察自己的作战部署。而他的对手蒙哥马利，后来也是这样对付隆美尔的。这是指挥员有意识地与对手进行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仔细分析自己若处于对方境地，将如何运筹谋略，从而加以正确应对。美军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也是一改长时期空袭然后地面开进的常规程序，斩首行动过后随即长驱直入，令很多军事专家大跌眼镜。

　　指挥谋略思维的非常之道，还体现在指挥谋略的非常法思维上。指挥作战，无不依赖一定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对敌我都各有利弊，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非常法思维改变不利条件，才能“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指挥谋略非常法思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扬短”。具有敏锐眼光和智慧头脑的指挥员用兵时不仅能避其之短，而且还要善于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孙武在柏举之战中命令久习水战的吴军弃舟登岸，结果打了楚军措手不及。抗美援朝战争中，担负三所里穿插任务的38军113师清晨遭遇敌机，指挥员果断命令部队去掉伪装大步前进，一反志愿军因没有制空权而只在夜间行军的常法，使敌机误认为是撤退的南朝鲜部队，为二次战役的胜利争取了时间。这一战例与二战期间苏军第26坦克军奇袭顿河大桥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习惯于讲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但实际上事物的长短是相对的，一物之短换个角度看也可能是该物之长。笔直的木料用错了地方便成了废物，弯曲的木材用到适当的地方可成为宝贝。正如韩信拜将和庞统非“百里之才”一样，艾森豪威尔成为盟军统帅也堪称神奇，都充分体现了东西方在成功用人方面不拘一格的谋略思维。

　　当然，指挥谋略辩证思维的“辩证”是没有止境的，其非常之道并不可能是此处列举的几点所能完全包含的。不过指挥员不应为了“非常”而“非常”，有时“常”反而是“非常”，“正”反而是“奇”，如此等等，一切都需要因敌、因势而定，否则就会犯马谡先将部队置之死地而痛失街亭的错误。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在发展，战争制胜的规律也在不断发展创新，抱定既有的规律和经验，只能产生过时的谋略。信息化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充满不确定性，其流动性较之其他社会活动更为突出和复杂。我军缺乏信息化战争实践和经验，指挥谋略运用缺少“参照系”，谋略思维主体更不能简单地从自己或别人的经验思维或逻辑思维出发，也不能经过简单地辩证思维之后就止步不前，而应继续开拓创新。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瞰 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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