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结构上来说，言道之间的悖论决定了中国先民只能采用诗性的“象喻”语言进行言说，其结果是造成象征、比兴、寓言等文学现象的广泛存在。这些可以从中国的甲骨卜辞、神话传说、《周易》、《诗经》、《楚辞》、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等文化成果中找到充足的证明。

　　“象喻”是一种借助具体物象喻说抽象情理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其在中国本土源远流长，乃至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的根本运思之法，所谓“穷理析义，须资象喻”（钱锺书语）。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诗性的“象喻”文化，中国文学亦是诗性的“象喻”文学，而先秦文学更是中国“象喻”文学的源头活水。

　　文化人类学家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人与自然基本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原始社会，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自身出发，借助以己度物的方式取类、联想和想象自然之物，又通过观物取象的方式反过来解释自身形体的构成，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被称为隐喻思维、野性思维、神话思维等。

......（作者：刁生虎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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