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学术“范式”一旦形成，其内部往往蕴涵很多危机。乾嘉学术的大家对此也有自觉。戴震就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要求考据等方法要服务于“求道”的总目标，甚至说那些只知道考据而忘记求道的学人是轿夫，而他本人才是运用考据而“求道”的轿中主人。此话不免偏激，但的确揭示了考据学的实证方法与追求具有超越性理想的道之间的内在紧张和可能存在的裂痕。戴震逝世后，其儿女亲家洪榜上书当时考据学大家朱筠，要求将戴震临终前完成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作为戴氏平生最重大的学术贡献列出，但朱筠不同意。有意思的是，戴震学术的批评者章学诚一定程度上也是戴震学术的知音，肯认戴震的义理之学，但章学诚的观点也不被其老师朱筠所认同。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吴根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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