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关注，其实是从读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和贝塔朗菲的《人的系统观》开始的。怀特海指出“人类的审美直觉”与“科学机械论”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审美价值更多地依赖于自然，“艺术的创造性”与“环境的新鲜性”、“灵魂的持续性”是一致的。贝塔朗菲的一句话对我更有警策作用：“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一位佛教徒偶尔说出的一句话：生态解困在心而不在物，使我联想起海德格尔的说法：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类精神是一致的，拯救的一线希望在于让诗意重归大地。从这时起，我将自然生态、人类精神、文学艺术一并纳入研究视野，并尝试着将“生态”观念注入文学理论的机体，将“诗意”植入当代生态学的体系。

　　我仔细翻阅了一些生态学学科方面的专著，如P.迪维诺的《生态学概论》、J.M.莫兰的《环境科学导论》、H.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及马世骏主编的《现代生态学透视》等。在持续的阅读中，梭罗、缪尔、卡森、史怀泽、利奥波德、罗尔斯顿、贝切伊、麦茜特、格里芬、布伊尔以及伯林特、斯洛维克这些国际生态批评界的先驱与著名学者开始走进我的书斋；生物圈、生物量、生态系统、生态足迹、盖娅假设、人类纪也成了我心仪的治学术语。

......（作者：鲁枢元　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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