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骊靬村居民系罗马军团后裔的观点，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汪受宽教授持反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有关骊靬村居民就是罗马军团后裔的说法？

　　汪受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坚持认为，有关骊靬村居民就是罗马军团后裔的说法，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此前，我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包括从目前罗马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卡尔莱战役中战败的罗马军团逃归郅支单于。而从国内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汉朝专为罗马军团的俘虏设立了骊靬。郅支单于的重木城是否得到了罗马人的技术援助，郅支城战役中摆成鱼鳞阵的百余名士兵是否就是善用龟甲阵的罗马军团士兵，均没有文献资料支持。现有的出土文物大多为元代物品，也无法证明骊靬为汉代专为罗马军团士兵所设。还有武威市出土的隋朝骊靬县令成蒙墓志铭，它只能作为古代确实有过骊靬县的实物佐证，并不能证明骊靬县设立与古罗马军团有关。至于当地人的体貌特征等判断证据，也已被近来永昌进行的古罗马人后裔DNA检测结果推翻。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论证、争论和跨学科研究，现在再从学术上来解释有关罗马军团后裔之谜，必须尊重两个事实：一是汉简的记载。20世纪出土的汉简中有多处提到骊靬县，这些汉简的出土表明，骊靬设立在先，卡尔莱战役发生在后。二是DNA的检测结果。根据人类群体基因学的研究，者来村村民提供的全血样本全部为中亚和西亚血统。古罗马在欧洲亚平宁半岛，与中亚、西亚有什么关系？况且，即使这些人的DNA与今天意大利人的完全相同，就能表明他们是两千多年前来到中国的罗马人的后裔么？为什么不能说是唐代、元代或是其他什么时候来的罗马人的后裔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看目前国内的相关热议？

　　汪受宽：有关罗马军团后裔之谜之所以引起轰动，主要还是因为媒体的介入。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说法一点都不新鲜，最早是由牛津大学教授德效骞（Homer H.Dubs）提出来的。但是，他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很多史学家的反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后续的研究。直到1989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正义与兰州大学的英语外教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哈里斯、俄语外教苏联学者弗·维·瓦谢尼金及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的关意权教授联合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德效骞的观点。这个事情经过海内外媒体的传播，立即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并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立碑、建亭、雕像、圈围残存城墙，将其作为地方旅游资源而大加宣传。十几年来各地报纸发表了百篇以上的通讯报导，拍摄了多部电视专题片，出版了小说和电影剧本。

　　但是，这四位学者并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从未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陈正义过后写过一本书——《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但也只是一本通俗读物。虽然陈正义在书中宣称“以可靠的史料写成”，却在关键之处率意敷衍联缀、想象，完全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论著。

　　作为一名学者，我很无奈。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杨希枚、邢义田，兰州大学刘光华，湖南师范大学莫任南，复旦大学葛剑雄，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甘肃省考古所张德芳，《青年参考》黄章晋，清华大学张绪山等学者，都发表过文章，对古罗马军团东归骊靬城的说法提出质疑。我也曾为此发表多篇文章进行澄清。但是，学术文章的大众影响力非常有限。加之，专家学者也不可能就一个观点反复发表学术文章，所以在媒体的介入下，有关说法大有越炒越热的劲头。更令我担忧的是，如果学术争论受到经济利益的干扰，出现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情况，那么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媒体都将陷入一场道德危机。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受宽 本报记者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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