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每当有一位思想家特别是西方思想家提出某个问题，或者社会生活中某个问题凸显出来，就会有人说：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了，甚至认为马克思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出片言只语作为依据，然后就以为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思想的超越性，目前谈论的许多话题，在马克思文本中都能找到，诸如世界历史、全球化，我们随时可以从中找出自己需要的话语。问题在于，在一些研究者眼里，从马克思文本中找到依据，似乎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拥有了发明权、专利权，从而自己也就拥有了这一领域的裁决权。这未免太简单化了。而且，马克思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有其特定的语境，例如，马克思批评欧洲中心论和现在解构欧洲中心论有着微妙的区别。

　　在其他理论学说提出某个问题之后，急急忙忙地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出相关论述，然后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从表面上看，是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实际上，则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亦步亦趋，而不是独立地提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应区分开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在自己所处时代思考的问题；二是当代生活中凸显的问题。无论二者间具有必然还是偶然的关联，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只能是提供一种参照。马克思的伟大不能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法宝，相反，马克思的伟大印证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贫乏。我们应当自问的是：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首先提出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马克思提出了问题，并不等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问题。马克思提供的思路，也不能算做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路。事实上，当代思想都在汲取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也在汲取其他思想资源，但这些都只是提供一种资源，而非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自己提出问题的能力，关注我们目前置身的生活世界，直面当下的生存困境，具备特立独行的问题意识，对当代社会的现状做出自己的体认。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不乏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不乏充满灵气的人，但缺乏大家，或者说大师，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概念框架。大家惯于认为，马克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概念框架，我们只需运用它，就可以了。而隐藏在这种思路背后的，当然还是这样一种看法，即尽管当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究其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在百余年前所作的分析依然是完美无缺的，无需新的补充和发展。由此我们看到，对当前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惯于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阐释，而没有提出新的思维框架。

　　面对社会生活的发展，如果没有自己的概念框架，就不可能具有新的问题意识，而只能是一种意见、一种想法而已。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些观念，重新诠释了一些概念，从而促使人们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本真。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不断出现新的现象，对这些新的现象，既有的理论概念和框架的阐释效应是有限的；当代中国的实践中，也积累了诸多经验，对于这些新的现象，既有的理论概念和框架的阐释效应同样有限。我们必须始终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框架，以及时有效地阐释现实生活。可以是新的语词，也可以是赋予既有语汇以新的含义，只有不断生成新的概念和概念框架，思考才能避免僵化，并同时避免空泛的见解、议论或闲谈。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必须贴近生活，这种贴近，不是停留于生活的表层或者说表面的生活，更不是屈身俯就其他思想所塑造的“现实”，而是介入，积极有力的介入。譬如，提供一种具有充分阐释力度的思维方式，一种思想的、观念上的美好视界，一套切实可用的方针策略，等等。由此，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体认生活。当人们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来透视生活时，时代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立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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