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63期独家报道“走进甲骨文”文章之一。
　　西方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可能与我们有所差别，因为我们的研究更多关注文献记载，如帝王将相的活动等，但是西方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组织、管理、生产等。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我认为西方学者的创新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他们毕竟受到材料的限制。

　　甲骨文在被发现后的百余年间，由于各种原因，共有20000多片流失到海外14个国家。这是很不幸的。但这些流传到海外的甲骨文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了甲骨文研究机构，并招聘研究人员，使得甲骨学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百花齐放，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和国内甲骨学研究相比，海外甲骨学研究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有哪些组织机构？国外甲骨文研究有哪些特点？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对我国甲骨文研究有什么推动和影响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继根。

　　收藏影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甲骨文研究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有哪些组织和机构？

　　唐继根：甲骨文在海外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实际上是跟国外甲骨文收藏有直接联系的。哪个国家有收藏，就有相应的研究机构。收藏比较多的地方，研究力量就比较雄厚。比如，日本是收藏甲骨文较多的国家，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大约收藏有20000片甲骨，所以京都大学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一直是海外研究的重点，他们曾出版了一本《京都大学收藏甲骨》，具有很高的科研水平。而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只收藏了3000多片甲骨，他们的研究力量不是很强，所以经常邀请中国的甲骨学者去研究。但也有例外，比如法国，它收藏的甲骨片数量很少，但在法国的一所高等实验学校，却出现了著名的甲骨研究者雷焕章，他精心研究甲骨文、金文与中国文化，以中、英、法三种语言编撰有关甲骨文的书籍，在国际汉学研究方向贡献卓越。

　　美洲的研究力量主要在北美，即美国和加拿大。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该博物馆有两位研究甲骨学的外国学者，中文名字叫明义士、怀履光。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国搞走一批甲骨文，并且还特意聘请台湾学者许进雄。许进雄对甲骨学研究较为专攻，著有《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明义所藏甲骨文字》等十多本专著。美国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加州大学（UC），加州大学最著名的甲骨研究学者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他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是西方研究甲骨文的先锋，在商周两朝历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被称为西方汉学界的巨擘。韩国也收藏有部分甲骨文，有部分学者也参与了甲骨学研究。此外，俄罗斯也有甲骨学研究。海外甲骨学的研究大体就是如此，都以研究机构和大学为依托。

　　材料影响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外甲骨文研究有哪些特点，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唐继根：国外甲骨学的研究，一般是将收藏的甲骨文整理出来，做好拓片和墨本，进行编号，然后公布收藏资料。公布内容包括他们收藏了多少片甲骨、上面有多少字等内容。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甲骨文研究的重点和感兴趣的问题不大一样，研究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比如加州大学的吉德炜，他对中国古代占卜术中的“习卜”与“三卜”制，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撰写了享有盛名的甲骨学专著《商代史料》，其见解对研究甲骨学殷商史学科具有特殊贡献。此外，吉德炜通过甲骨文研究商代的手工业，研究当时占卜的贞人，甚至研究当时的社会管理体制，很有成就。法国的雷焕章研究很细微，比如他有个著名的研究，指出甲骨文里的“兕”字，在商朝人眼里指的就是水牛，这个研究很有意思。日本学者研究商代社会制度，研究商代的祖先崇拜。因此我们对于日本人的研究，还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此外，日本的甲骨学研究主要以收藏甲骨文为基础展开，曾编辑出版了甲骨文辞典类的文本。而西方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可能与我们有所差别，因为我们的研究更多关注文献记载，如帝王将相的活动等，但是西方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组织、管理、生产等。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我认为西方学者的创新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他们毕竟受到材料的限制。

　　研究不会断层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甲骨文研究对我国有什么推动和影响？

　　唐继根：日本民族与我们中华民族比较接近，都是东方民族，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上，与我国甲骨学的研究比较相近。欧美更关注甲骨文传递出来的中国3000年前的社会信息。比如那个时代的中国有没有奴役性，为什么人们要崇拜祖先等等。最近，有欧美学者用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甲骨文，这对我国的甲骨学研究是有一定启发的。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些人研究甲骨文，以全新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比如有个叫Bagley的学者，他把甲骨文研究与后现代史学结合起来，认为文字的起源，包括甲骨文的出现，体现出的是个人的意志和情感。就是说，甲骨文是商代一个个人写出来的，字体会受到写字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情感左右，所以他认为甲骨文仅仅体现了写字人当时的思想、心情，而不一定是对那个时代客观的描述，也不见得准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明状况。这种与后现代史学有关的观点，应当受到国内甲骨学学者的重视。应该说国外的一些新方法、新观点，对我国甲骨学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目前海外甲骨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甲骨学研究是否会出现断裂的情况？

　　唐继根：国外甲骨学研究学者和中国的情况一样，数量是越来越少。比如日本研究甲骨文的人近年来不断减少，而北美甲骨学的学者，除了美国的吉德炜和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人高岛千一外，其他都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造成国内外甲骨学研究人员锐减的原因，我想首先是大家对甲骨文的新奇感消失了。其次则是甲骨文研究相对容易的课题基本都做完了，而新的领域大家还没关注到，造成研究停滞没有进展，因此甲骨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一点，海外的情况比国内要严重些。但要说研究断层，就有些危言耸听了，我认为不会存在研究断层这个问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郭潇雅）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