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75岁年龄段美国人口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虽然美国中高年龄组的人口预期寿命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研究者很少对这一现象作出系统解释。在2010年12月出版的《人口与发展评论》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Jessica Y. Ho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研究中心Samuel H. Preston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国际背景下的美国人口死亡率：年龄变化”一文。文章利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各个成员国的人口死亡统计数据，发现在40—75岁年龄段，美国人口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在75岁后却得到大幅度改善。为对这一状况作出解释，作者利用统计学和人口学方法对一系列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美国人口的吸烟模式和医疗保险的覆盖情况很难解释美国高龄人口死亡率的改善；但相对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而言，这一阶段人口死亡率的改善与美国高年龄组所获得的更好的医疗条件密不可分。同时，虽然该研究很难从建模上直接证实或证伪选择性死亡（即身体天生较弱的人较早去世从而使得存活下来的高年龄组人群身体天赋相对较好）的作用，但选择性死亡可能是导致美国高龄人口死亡率改善的另一个原因。

　　学术研究被视为一种“工作”

　　2010年9月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刊登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Mary Frank Fox教授为美国佐治亚大学社会学系Joseph C. Hermanowicz副教授所著的《科学生活：机构如何影响学术轨迹》写的书评。该书通过对55名物理学家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揭示了学术机构对学者学术生涯的影响以及科学家的个人经历在不同类型的学术机构中的变化。在55名物理学家学术生涯的初期，他们都将学术和学术研究本身视为其工作的目的，并且对工作的追求完全独立于其他诉求之外。对于在研究型机构工作的物理学家来说，他们的这种学术抱负在10年后依然强烈，即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自我认同在研究中被不断加强；在研教型机构工作的学者，对学术的认同变得有些“功利”，这反映了他们在机构中需要同时承担研究和教学的双重任务；而在教学型机构就业的学者，仅仅将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工作”，其个人的职业理想不再与之紧密联系，反映出其所在机构对于教学的重视。此外，美国学术界对于成就的认知比其他领域（如企业界、宗教界或政府）更为重视，体现了将公共（国会）资金用于支持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理性。然而，学者们也表现出对于这套成就激励体系的怀疑，特别是在学术生涯的中后期。对该体系的抱怨主要缘于三方面：1.对学术成就的激励太迟； 2.对学术成就的激励不足；3.缺乏对有价值学术研究的激励。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傅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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