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龙，男，汉族，1945年1月生于山西平遥县，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1968年9月,北京工业学院航空工程系弹道式导弹弹体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历任山西省地震局副局长,山西省科委副主任、主任,山西省晋城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第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将“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下一个五年农业发展的战略要求。“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跨越？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龙。

　　“三农”工作成绩大、任务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您怎么看当前“三农”工作特别是农业发展的形势？

　　王云龙：我想首先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成绩很大。这些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三农”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表现在粮食生产上，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七连增”，即连续7年粮食增产。其中连续4年粮食产量超过万亿斤。毛主席过去就说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其次表现在农民增收上。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数据，2010年农民年人均收入超过5800元，增长10%左右，这个增长幅度是多年来少有的。再次表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上。如农村的水、电、路、气都有了很大改善。此外，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大大提高。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都启动了。应该说无论是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文明建设、服务体系建设，这些年都取得较大进步。有一些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比如说养老保险，过去城里人有，农民哪有养老保险？现在中央制定了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划，原来计划是十年，现在看有个三五年就能实现农村人口全覆盖。

　　第二句话是任务艰巨。我国连续多年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大灾之年粮食还是获得了大丰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抗灾能力已经很强了？我不这么看。应当说，这些年我们确实积累了一些抗灾经验，抗灾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于大的自然灾害，从现有的设施、装备来看，我们的抗灾能力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限的，差距还很大。拿去年来说，自然灾害来得早、种类多、范围广，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没有出现像过去困难时期那样连续三年干旱的局面，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忧患意识，要为能够抵御自然灾害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要有更加完善的措施和办法。

　　粮食安全隐患值得警惕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要求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云龙：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粮食是安全的。但是也一定要看到其中的一些隐患。

　　这些年来我国粮食增产的幅度很高，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通过调剂还要进口一部分，现在进口的粮食比过去多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不断减少，适合种植粮食的高质量的土地更是越来越少。应该看到“占一补一”政策中，占的都是好地，补的全是差地，有些补的地连好地三分之一的产量都达不到。粮食安全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报》：保证耕地安全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条件。对于各种建设用地以及各级开发区用地不断扩张、耕地被挤占的复杂形势，您认为我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能保住吗？今后在立法层面是否会有更进一步的举措？

　　王云龙：18亿亩的耕地红线要保，但是难度不小。这个红线的划定，是根据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以及粮食的单位产量的综合因素来考虑的。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却不断减少，要提高粮食产量，只能靠科学技术等因素来弥补。这些年我们对农业投入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总体来讲，我个人感觉还是不足。特别是除财政投入外，社会和金融方面对于“三农”的投入，力度都是很不够的。对此，我们曾经做过调研，比如农村储蓄基本上是转移到工业和城市，并没有用到农业上，更不用说把城市的储蓄转移到农业上。一些人认为扶持“三农”手续多、成本高、风险大，但实际上农村的小额贷款还款是最好的。所以，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有支持政策，给金融部门相应的补贴，引导金融部门把钱投到“三农”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这方面我国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王云龙：目前提倡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我们搞得比较好，城镇化这些年也不错，相对而言，农业现代化比较滞后。科技应用的覆盖面以及力度还需要扩大和加强，这需要提高科技贡献率。拿去年来说，我国农业的科技贡献率超过50%，但农业发达国家已达到70%—80%，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发展空间。再有就是要搞规模化经营，因为越是规模化，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要鼓励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规模化经营，如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鼓励土地流转，让土地逐步集中到一些种粮能手手里。

　　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不是坏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段时间新闻媒体热炒“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现象，都是形容农副产品价格飙升，超出合理范围。但有专家却指出，此轮农产品涨价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您认为是这样吗？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王云龙：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专门调查过这个问题。前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确实获利了，但农民得的是小利。究竟多大比例，有的说是10%，有的说是20%，甚至更高一些。主要还是流通环节得了大头，这里面有很大部分是不合理利润。就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而言，关键要找对物价上涨的原因，弄明白通货膨胀的症结究竟在哪儿。我不认为物价上涨主要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恐怕还是其他因素多一点，与国际上的粮食形势、我国的货币发行量都有关系。另外我个人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农产品价格高一点，是农民增收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为什么现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就是因为比较效益太低，所以才产生了“产粮大县是财政穷县，种粮的是比较穷的”现象。比如说一亩地一年下来才挣个三五百块钱，如果把农民的劳动成本也折合进去的话，恐怕是亏损的。这是有专家专门研究过、测算过的，我们也调查过。农产品价格提升，确实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缩小差距，而城市的人多花点钱买农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种反哺照顾面更广。农产品价格要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要做好三个环节工作：一要增产，增加供给，降低农产品成本。二要管好流通环节，让流通环节有合理的利润，不能有暴利，更要防止炒作。三要对城市里面的困难人群、低收入人群给予补贴，使其生活水平不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下降。这样既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同时也能保证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不下降。我们应该减少价格大的波动。而可利用的手段包括规模化生产，预警系统、储备系统的建立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国家监管部门，要保证农产品从生产经营到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合理利润，而不是厚此薄彼。如果各环节利润合理了，农副产品价格也就做到相对稳定了。

　　王云龙：所以说，市场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市场都要有监管的。首先是生产环节，把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控制好，涨幅尽量小一点；流通环节，要把批发市场建设好，而且要管住。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也照样是有监管的。我们曾去参观过荷兰的批发市场，相当大、相当规范。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批发到零售的环节等都需要一系列的规范。

　　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中国社会科学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目前，我国农民因病致贫、因教致贫的现象还较普遍，您怎样看待我国现阶段推行的开发式扶贫？它有哪些成功经验或模式可以在全国有效推广？以后如何进一步来完善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机制？

　　王云龙：我们国家在扶贫方面，这些年工作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贫困人口逐年递减。按照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统计局测算2009年底我国贫困人口大约3500多万。扶贫的具体方法包括发展贫困地区生产，改造中低产田，因地制宜帮助当地发展特色项目，加大补助，加强培训引导农民外出打工等，都是减少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我们的扶贫是按照我国制定的标准执行的，标准还是低的，需要不断地提高。同时，要建设好农村医疗、教育体系，在硬件设施上去的同时，着力提升软件建设，培养医疗、教育的实用型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农保”现在覆盖情况怎么样？

　　王云龙：到2011年底，目标是覆盖40%，然后再用2—3年时间实现全覆盖。这是农民祖祖辈辈多少年都期盼着的一件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开发式扶贫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想以一种成功模式在全国推广也不现实。

　　王云龙：是的，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很多农村还是靠天吃饭，水旱灾害导致粮食欠收、农民贫困的现象还很普遍。我国当前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较之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重大，对此国家是否有更为深远的规划？

　　王云龙：我们国家的水利特别是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是相对滞后的，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的就是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农田水利设施很多是年久失修。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开始有所恢复。但是总体来讲，进度还很缓慢。所以2010年底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定，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专家认为，未来农业走向将出现五大趋势：一是从“平面式”向“立体式”发展；二是从“自然式”向“设施式”发展；三是从“机械化”向“电脑自控化”发展；四是从“化学化”向“生物化”发展；五是从“地面”向“太空”扩展。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王云龙：你说的未来农业的这五大发展趋势，是否都可以说是“趋势”？另外还有什么是需要考虑的，这些还有待于研究。我的看法是，未来农业的发展应有几个充分发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使研究成果规模化、产业化；充分发挥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土、水、空间、空气、阳光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从事农业的人们的能力和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各种资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当前，要按照现代农业的要求，做好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另外还要关注和研究国际市场，积极应对和防范一些不利因素对我们的影响。

　　我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坚持不懈，做好工作，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前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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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产量“七连增”

　　从2004年到2010年年间，我国遭受了高温、干旱、洪灾、泥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也经历了国际粮价波动、种粮成本飙升等困难，特别是2010年初，西南５省份发生百年不遇特大干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１亿亩。但是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仍达到破纪录的54641万吨。至此我国向世界宣布粮食生产实现“七连增”，7年增产2300亿斤，连续4年产量过万亿斤，在世界粮食生产史上书写了崭新的一页。

　　201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10年12月21—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谋划“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重点研究加快水利改革发展问题，全面部署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大兴水利强基础，狠抓生产保供给，力促增收惠民生，着眼统筹添活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会议预计，201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5800元，实际增长10%左右。（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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