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8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陶大镛先生溘然长逝。随着费（孝通）、陶（大镛）、钱（伟长）等一代宗师的相继谢世，当年轰动文教界的“六教授事件”的当事人至此凋零已尽。

　　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些亲眼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经历了风雨蹉跎岁月的民盟先辈们相继离开了我们。今天民盟的成员绝大多数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的中坚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盟员，因此搞好以传承民主党派光荣传统为核心的政治交接，意义重大而深远。回忆起从仰慕到与陶公相识相交的一幕幕往事，抚今追昔，引起我对参政党使命、责任和前途不尽的思考。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几年前我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到湖北宜昌，视察被称为世纪工程的三峡大坝。走进接待大厅，迎候在这里的三峡建设委员会主要领导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三峡大坝建设的成功，首先要感谢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在论证时的诸多质疑，因为这些质疑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三峡大坝正是在反复的探索和实践中解决了一个个质疑，有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招标破题的，可以说正是这些质疑成就了三峡工程的成功。”这位领导发自肺腑之言让我很受震动。三峡工程在激烈的争辩中上马，而陶大镛先生正是当年顶着压力带头提出质疑的人之一。在论证三峡工程的汇报会上，他大声疾呼：对于像三峡水库这样举世无双的超级工程，要全面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的统一，宁可把各种各样的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万万不可强迫命令，以免愧对子孙后代，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陶公的一席话语惊四座，至今言犹在耳，掷地有声。

　　光阴荏苒，十几年过去了。晚年的陶公长年卧床不起，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但他对三峡的关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当我去看望他，病榻上的他问我第一句话都是：“三峡怎么样了？我们提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耐心地、一句一句地告诉他：“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三峡考察，水库建成后，基本实现了您提及的诸如防洪和防止溃决、发电、航运等方面的设计目标，但先生特别关注的移民、生态环境、地质灾难等问题仍在探索解决中，总体形势平稳，处在可控范围内。”老人欣慰地笑了。

　　眼下，陶大镛先生纪念文集就要付梓了，陶公的夫人牛平青女士让我写几句，陶公的事迹林林总总，我想就从陶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民盟的先贤的精神特质切入吧，因为这是民盟所以立盟的文化遗产。我以为，与陶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民盟的前辈，其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虽历经坎坷曲折，始终坚守着心中的理想与信念。从解放前的“三教授”到1957年的“六教授”事件，从“左派”到“右派”，历史似乎与陶大镛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陶公曾多次讲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动摇，因为这是他披沙沥金寻得的真理。在晚年，他曾感言道：“作为教育岗位上的一名园丁，在耕耘之余，我曾为新文化启蒙运动呐喊过，也为知识分子呼吁过，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国策而寄予希望，因为在文化教育的大花园里，我经常看得见燃烧着的科学之火，也不时辐射出令人耀眼的真理之光。”这正是受五四运动熏陶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科学、民主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陶大镛的人生轨迹，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有一种飞蛾扑火的献身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多么令我们敬畏、仰止。正是这种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支持他一往无前探索真理的力量源泉。

　　二是光明磊落，敢于做犯颜直谏的诤友，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气度和襟怀，也是维系我们民族存续的文脉和国脉。因为不同的声音甚至反面的意见，更能够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一点在陶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在三峡问题上慷慨陈词，在政治和学术上他也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总是实事求是，独立地对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各种政治协商的场合，他能够与党肝胆相照，直抒己见，知无不言，尽到诤友的责任。作为一名教育家，陶大镛充分运用自己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和平台，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吁，殚精竭虑。他对教育产业化的批判；他提出要实现“科教兴国”，必须首先“国兴科教”；他提出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国家对教育投入至少要达到GDP的4%，等等。这一切，都直指时弊，切中要害，表达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老盟员的赤诚之心和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忧患意识。

　　三是关注民生疾苦，体现出人文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陶大镛出生在一个苦难的时代，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民不聊生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发愤研究经济学，正是基于强国富民的初衷。他经常向人提到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他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并为争取他们的尊严和权利，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十分关心教师的待遇问题，曾和几位学者一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即使在病榻上，他还经常与别人谈及他所思考和关切的问题，如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有没有改善……他想办一份期刊，随时公开贫困化的指数，为解决贫富差距做一些基础性研究。有一次，在谈到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时，陶公竟至老泪纵横，他借助着人工喉说：“我研究了一辈子经济，还没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富足日子，我心里惭愧啊！”

　　陶公那一代人是我思想上的引路人，正是在他们那一代民盟先辈人格、精神力量的感召和言传身教下，我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道路。奔走国是，关注民生，是民盟的优良传统。这些年来，正是秉承了这一传统，我继续关注着三峡工程的后续问题、教育问题和“三农”等问题，多次深入三峡库区，呼吁政府解决了关乎社会稳定的移民家庭零就业问题，并把免费职业教育作为库区民众的福利；我们提交的关于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直接促成国家出台教师阳光工资的政策；我们对职业教育的长期追踪和不懈推动，使这一惠及广大弱势群体的富民教育得以长足发展；我们持续地开展“三农”问题的调研，为实现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七年的丰收、为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贡献了力量。

　　民主党派的换届工作即将展开，政治交接的历程任重而道远。我以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也要与时俱进，体现自身价值。其中一个迫切而长期的战略课题，就是如何使民盟的文化传统能够薪火相传。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上盛行的庸俗的、实用主义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在民主党派也有所表现。我想，今天我们纪念陶公，就是要学习他一生追随真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政治风骨，奔走国是，关注民生，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新的贡献。（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梅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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