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前，《清季外交史料》巨著的编者王希隐先生就曾来访周炳琳先生。王先生当时是北京灯市口育英中学的董事长，我是一年级学生，也是周炳琳的外甥，他来校视事时，在校长室约见我，对我多方加以勉励。他在民国初年曾任外交官，出使过二十多个国家。

　　1946年底，《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先生来到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办公室，约请周先生为《观察》杂志撰写文章。他们坐在周院长办公室会客室的长沙发椅上交谈时，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1947年秋，北京大学经济系统计学教授杨西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秋，他在回北大工作的途中，一时买不到船票，滞留在香港。这时，我党派驻香港机构的高平叔提出请他留在香港，在当时由他主持的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杨西孟先生服从工作需要，留在香港收集国际经济情报。当时，在北京的杨夫人不了解情况，认为杨西孟是在香港搞投机买卖，跑到中老胡同周炳琳院长家中哭诉，周先生对她进行劝说，向她说明杨先生在香港是替祖国做事，不是搞投机生意，加以安慰。

　　1949年北平解放后，周炳琳当时是颇负盛名的民主人士。那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来宅看望过他。原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之前曾想请周炳琳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可是他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不能离开北大，才改派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的。

　　194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曹禺和巴金一起来拜访周炳琳。他们执弟子之礼十分恭敬。周先生请他们在沙发上就座，他们不坐，只肯在沙发扶手边靠了一下。原来周先生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曾经给他们各自颁发过奖励。

　　周炳琳先生生前很受人敬重，曾任周炳琳秘书的任继愈先生，在《周炳琳文集》的序言中写道：“周先生奋斗一生的民主事业，我们这一辈人要继续向前，大家还要继续奋斗。”（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友仁）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