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沙博理、许渊冲、草婴、屠岸、李士俊领取了“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些翻译大家为沟通中外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体现了中国翻译事业的高水准。然而，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十年来我国在翻译后备人才的培养上速度减慢，翻译大家难产、译文质量下滑的现象日益引起社会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外国学术书籍的引进和翻译越来越广泛和频繁，可是，在翻译出版业繁华的背后，人们注意到，翻译品种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翻译质量的相应提高，甚至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那么，翻译硬伤累累谁之过？翻译界人才难觅原因何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译者和译文？

　　将亚圣“孟子”翻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翻译笑话”。类似“孟修斯”这种违反通用译法自造专用名词的翻译文本相当常见，比如名画《庞贝城的末日》被错译为《蓬佩埃印的末日》，在《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著名意共创建人葛兰西竟变成格拉姆齐，在《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变成了欧根尼·宁达。据2003年新华社报道，霍金著《时间简史》（插图本）经专家对照后，差错至少10万字。李欧梵著作《上海摩登》中提到的“Edo”原指日本江户时期，译者却凭想象错译成地名“伊豆”，以至使原意完全变了样，译者还把wertherian hero（维特式主人公）误认为是western hero而错译为“西式主人公”。

　　“仆人”为何背叛“主人”？

　　著名翻译家杨绛曾把翻译形象地比喻为“一仆二主”，即把译者比作仆人，把原著及读者比作两个主人，强调“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为什么现在常常出现“仆人”背叛“主人”的现象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认为，这些现象与译者态度不认真、自我要求低有直接关系。如果译者粗心大意，而且懒于查证，凭猜想生翻硬译，结果当然是流毒无穷贻笑大方。

　　谢地坤在回顾中国学术翻译历史时发现，上世纪30—50年代，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翻译体系基础；50—70年代的翻译界崇尚“慢工出细活”，如果译文没有达到严格的标准是不会出版的；80年代，我国海量引进外国社科书籍，翻译大大提速，许多书来不及仔细打磨便仓促出炉，翻译界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90年代至今，学术翻译由于缺乏经济效益而失去社会的重视，继而影响到译者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谢地坤认为，不忠实原著是近年来翻译屡遭诟病的重要原因，译者应该对读者高度负责，对译文一丝不苟，但是有的译者在翻译时不查资料又不考证，以无所谓的心态对待翻译，既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原著的不尊重。这种不够认真严谨的态度与整个学界的浮躁功利化有直接关系，许多译者眼中只图赚钱，翻译质量是不考虑在内的，况且在学术评价体系内翻译作品不被计入科研成果，导致学者对翻译越来越冷漠。

　　翻译的功利化和边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指出，翻译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巨大悖论：一方面，交流使翻译成为不可或缺的桥梁，以至于翻译无处不在、翻译机器等成为家常便饭；另一方面，翻译在科研和教育机构不算成果，翻译酬金的千字还不到百元，标准几乎十年不变，于是，相对的“急需”和“多余”同一定程度上的“功利”和懈怠互相拖拽，造成翻译越来越边缘化。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当下某些学术书的翻译都是教授“承包”，拿到原著版权后一个字也不翻译，而是分派给自己的研究生们，最后自己审阅一下便出版面世，于是在大学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学生，其外语和学术水准平平，却已经完成了好几本译著，俨然是资深翻译家。谢地坤说，如果不改变类似草率浮躁的翻译作风，将无可避免地扭曲原著和误导读者。

　　老一辈翻译家在翻译时都是反复查证、字斟句酌、历时多年才完成的，严谨到近乎苛刻的程度。当年朱生豪为了译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神韵和意趣，“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傅雷译《高老头》历经三遍推倒重译方大功告成；叶君健为译《安徒生童话》，先成为了安徒生的研究家；萧乾夫妇为译《尤利西斯》，仅卡片就做了六万多张；杨绛译《堂吉诃德》，连学带译历时21年。可见老一辈翻译家视翻译为生命，不计功利，实为后辈效仿的职业典范。

　　避免“失聪失语”现象

　　北京语言大学翻译系教授刘和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教育角度来看，当下翻译人才奇缺与过于强调外语忽视母语的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由于英语事关毕业和就业前途，在校的大学生重视四、六、八级英语考试甚于一切，轻视中文阅读和写作，文科博士生写不好一封中文信已经不是天方夜谭。另外，在外文教学中长年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学好了外文，就自然会搞好翻译。这让刘和平很无奈。

　　在刘和平眼里，一个称职的翻译不仅必须熟练掌握外文，同时还要求通晓翻译原理，知识面丰富宽广，中文根底深厚，文字表达能力强，换句话说，母语能力决定了翻译能力，母语文化不精深，理解外国文化必然不精深。而她发现，外语系的很多学生只会用“儿童式的语言”和日常用语表达自己，致使在语言文字交流上出现“失聪失语”现象。所以，翻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扎实的文化素养不可能在大学四年里培育出来，也不是外语系教学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只有从小注重学生的中文表达和写作，使他们深刻地理解感受中华文化，才可能在双语的交流互换中达到准确自如。

　　“全能”译者将译文平庸化

　　“那些绘画作品即使在它们并没有诱惑我们去进行那种产生众多夭折的怪物的崇高努力时，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于是受了她的牺牲品的欺骗的生活就没管他们而继续跌跌绊绊地往前走了。”这两句话摘自《伍尔芙随笔集》译文，语意含糊如同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某种程度上这种纠结体现了译者在文化转换时的无力和困境，对此陈众议说：“翻译单凭语言是不够的，经典作品的风格、意境往往不是辞典可以解决的，更令翻译机器望洋兴叹。”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潘小松指出，目前翻译界一个很大问题是找不到精通对等文体的优秀译者，例如翻译诗歌的人不会写诗，翻译小说的人不会写小说，翻译哲学的人不懂哲学，翻译戏剧的人是戏剧外行，这些译者堪称“全能”，什么文体都敢翻译，然而胆子大艺未必高，于是经典原著翻译成中文后往往缺失了精髓，走向庸俗化、平庸化，甚至被严重扭曲，也就不奇怪了。

　　在潘小松看来，一个好的译本是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首先原著必须是名著和名家代表作，同时恰好符合译者的长处和性情，便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他（她）的翻译兴趣和才华，而目前比较少的译者是主动译自己喜欢或熟悉的作品，大多是出版社约什么就译什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译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出版把关不严和评判缺席

　　由于一般读者不能阅读外文原著，他们没有能力判断翻译质量，只有靠译者和出版社两道关口来加以保障，然而记者了解到，现在相当多的出版社由于校对成本太高而忽略审核，有些出版社和工作室甚至连外文编辑都没有，来稿只做中文技术处理，可想而知质量如何。

　　陈众议认为，要改变目前文学翻译鱼目混珠的混乱状态，译者个人及相关政府部门、文教科研机构、出版界、媒体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包括相应的评价体系以及更好的奖励机制和批评范式的建立。因为后者的缺席无疑是导致粗制滥造的客观原因之一。问题是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终究难有准入制度，因此，出版界的把关与译作者的自律无疑是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重要关隘。（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田小满）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