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邓可因同志的《世事沧桑话东厂》一文，引起我许多回忆。

　　东厂胡同一号院是民国初年黎元洪的公馆，院子北部有三间矮小的平房就是他的住所，院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花坛。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荣教授全家就住在这三间小平房里，我曾在小花坛边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

　　194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住在东厂胡同路北第二个院落的西院时，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中，我曾和同学前往请愿，他的秘书长邓广铭先生从客厅的南门出来跟我们说：“胡适校长不在！”胡适1948年底离京后，在东厂胡同留有他的一辆小轿车。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还没有小轿车，他从北大调用了胡适的小轿车和司机供自己使用。西院临街的一排房子曾经给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使用，我曾在那里教过课、开过会。

　　解放前，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也住在东厂胡同。1948年在他离开北平的前一天下午，我在东厂胡同见到他，他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他又说：“我要走，可是，我的衣服还没有干呢？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邓可因曾讲到，汤用彤教授在1946年至1951年间曾“住在东厂胡同一号花园的北侧一排别致的平房里”。是的，汤用彤教授的公子汤一介先生那时曾领我去过汤家，那里曾是公园里卖茶水的房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整个院落曾经一度成为供群众游玩的公园。

　　东厂胡同北边的一条胡同叫翠花胡同，内有三个四合院，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1946年秋，季羡林先生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先由阴法鲁先生领他到北京大学红楼暂住，然后阴先生又领他到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居住。翠花胡同的这几个四合院从来无人居住，阴森森的，怪可怕。而季羡林先生却毫不害怕，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直到1952年秋才搬走。

　　现在，东厂胡同和翠花胡同都已焕然一新，斯人已逝，旧迹都已不复可寻了！（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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