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五”收官、“十二五”开局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柳署长就“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的改革成就、“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主要措施,新闻出版工作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等话题发表了精辟见解。
1 五年“大改革”硕果累累
“十二五”时期,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未来五年,是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产业格局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柳署长,“十一五”期间我国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力度非常大,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柳斌杰:“十一五”期间,出版社改革的力度相当大,改革十分深刻、彻底。到现在为止,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和中央部委所属单位出版社在内的经营性出版社基本转制成企业。特别是在中央部署下,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148家出版社的转企工作,打了一场攻坚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报刊单位出版体制改革在“十一五”期间进展如何?下一步主要任务是什么?
柳斌杰:报刊的改革分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时政类主要指党报党刊,目前,49家已全部改为报业集团,剥离了编辑出版业务,把经营部分推进市场。下一步任务是如何继续深化党报党刊体制改革,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与流通领域。非时政类报刊的改革还未部署,但是,随着出版社和地方企业的改革,已有1200多家单位完成转制,下一步要继续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个阶段的改革比以往的改革都深刻,成绩也十分突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其他方面还取得了哪些成绩?
柳斌杰:过去五年的改革十分深刻,是“大改革”。我们在改革上贯彻了中央关于文化改革的部署,特别是2010年胡锦涛同志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讲话,深化了我们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方面,除了刚才谈到的出版社和报刊的改革外,我们也完成了新华书店的转制,全国3000多家新华书店全部转制变成企业,走向市场。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大型出版集团的组建工作已经展开,在重点打造的三大国家级出版集团中,中国出版集团已经在几年前组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前不久刚刚挂牌,中国科技出版集团现正加紧筹备,预计将在2011年上半年成立。出版传媒的“航空母舰”已初具规模。地方出版社发展势头也很好。一批地方出版集团通过跨地区兼并重组,实力普遍增强,资产超过百亿的集团有4家,它们发展都很快。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政府机构本身的改革。总署的改革比较彻底,最早剥离了在北京和全国直属的35家出版单位,实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第二步改革则废除了300多个规范性文件,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公开透明的一站式服务。另外,书号、版号、刊号、软件登记、著作权登记、条码、图书在版编目等,过去都是收费项目,现改成免费服务,减轻了基层出版单位的负担、加快了办事效率。总署的改革始终走在文化体制改革前面,中央领导对总署的改革给予肯定,胡锦涛总书记讲,这为中央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二五”期间总署在新闻出版业发展上有什么规划?
柳斌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时期,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未来五年,是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产业格局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到“十二五”期末,人们将会惊喜地发现,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改革,发展,创新。
一是改革。报刊改革数量大,任务重;产业发展基础工程还需夯实;数字出版、数字传播所必需的一些国家级平台和版权保护技术手段需要继续加强。此外,我们虽然在新闻出版总量上居于世界的前列,但影响力仍然需要加强。
二是发展。“十二五”规划重点在于发展,未来的五年,对我们建设新闻出版强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基础产业、技术装备、生产能力、传播能力等都要达到发展目标要求。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需要创新,发展更需要创新,现在我们新闻出版国际影响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创新不足。要把创新作为整个新闻出版业的主要问题来抓,从政策、机制、体制等各方面突出创新,全力以赴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大抓精品力作。
2 国际传播力日渐增强
我们的传统媒体,每几年局面就有大改变……央媒的国际影响力比过去大大增强,覆盖面广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提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传播力就是竞争力,要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升我国的传播力”。在过去五年间,我国文化传播力有哪些变化?
柳斌杰: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借助现代化媒体和数字传播手段,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和实施一系列工程,进一步稳固了主流媒体的地位,加强新闻信息的传播能力。各种传播载体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巨大的发布平台,节点多、覆盖面广,时效性、传播质量和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技术变化是重要因素。传统媒体适应数字化、现代化,与时俱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之前,互联网是个人、公司办的,因此我们发愁,传统媒体如何适应网络。然而,我们的传统媒体,每几年局面就有大改变。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新社等央媒的国际影响力比过去大大增强,覆盖面广了,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设了传播中心、记者站和发布点,记者更是遍布全球各地;图书期刊已经进入193个国家公共图书馆;报纸的发行范围已扩大到了八九十个国家,发行量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广播、电视的多语种覆盖也越来越广。
在出版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举个例子,我们每年参加40多个国际书展,过去仅是租几个展位,只有几个重点区域受人关注;现在,中国展位已然成为国际书展的一个中心,外国参展商常常团团围着中国参展商,我们办的大型活动也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之一。现在好多书也能进入国际市场甚至进入排行榜前几名。法兰克福书展、希腊书展等中国都是主宾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影响大了,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吸引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传媒感兴趣。
一句话,通过传统转型,在流通流域的努力,再加上新传播手段的使用,我国文化的整体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认为,在提升我国的文化传播力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
柳斌杰:虽然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话语主导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很少能提出关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很少能提出全世界关心的、能变成世界议论中心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就需要“创新”。我认为,创新不足是出版业整体的文化国际影响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缺乏一种时代感的创新精神,推不出一批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新闻、好图书、好艺术作品。我们的故事没讲好,拿不出好东西来,只能大量引进外国的书,从而也就不可能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这五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始终是新闻出版工作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手段创新,等等。我相信,凭借我们现在的基础,再加上内容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抓住时代精神的本质,提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推出引人注目的新闻出版作品。
3 “走出去”战略稳步推进
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的创作力,这是关键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内容建设一直是我们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短板之一。我国目前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情况如何?
柳斌杰:在版权贸易方面,五年间我们成功实现了大跨越。“九五”期间,版权贸易进出口比是10比1,“十一五”期间缩小到7.2比1,2009年进一步缩小到3.3比1,逆差明显缩小。
出现这些变化,因素很多。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总署将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作为“五大战略”之一。这几年,各个出版单位,特别是大集团对国际版权高度重视,推出一些精品力作,适合外国人引进出版的项目不断增多。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大家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了解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发展奇迹。这几年,版权引进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主要引进中国经典著作等传统文化和中医、功夫、烹饪等特色文化,现在则主要引进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书籍,包括重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中国的书籍等。而且,引进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汉语圈国家居多,现在则主要是西方国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当然,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多下工夫,提高我们在更多领域的出版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二五”期间,总署将采取哪些改革措施,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出版物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柳斌杰:“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大力推进新闻出版“走出去”。总署将继续深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和“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在产品、渠道和资本三大方面推进“走出去”工作取得新进展。
力争到“十二五”末,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数字出版产品的出口额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物出口数量和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刷外贸加工规模总量为“十一五”末的两倍,占全国印刷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走出去”龙头企业;培养一批外向型高层次的新闻出版专业人才;基本形成覆盖广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新闻出版“走出去”新格局,使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了培养专业人才问题。当前,随着传播工具、传播手段的不断变化,新闻出版行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请问,在“十二五”期间,从政府管理工作的角度,有没有培养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考虑?
柳斌杰: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行业与工业不一样,工业是流水线设计,设计一旦定型了,谁来操作就不那么重要了。文化行业基本生产力是人脑加电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的创作力,这是关键问题。所以,“十二五”期间,人才培养仅排在出台正确的政策这一项之后,是第二个支持条件。
目前,已经有了培养四大人才的人才推动计划,“四大人才”是指领军人才、高级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即懂经营、会管理、懂新闻出版的人才。
4 数字化革命迅速跟进
新闻出版传播数字化革命,是这个时期碰到的最大挑战……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把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战略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柳斌杰:新闻出版传播数字化革命,是这个时期碰到的最大挑战。传统出版突然面对技术革命时代,传播手段变了,出版领域出现了数字出版问题,新闻领域出现了多媒体问题。过去,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现在一下子变得对象化、分众化,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此外,文化市场化进程与原有的一套秩序发生了矛盾,这也是一大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影响?数字出版被很多人看做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制高点,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出版产业发展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柳斌杰: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式,能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壮大了整个新闻出版产业。从近期看,对报业会有些冲击,比如,减少了报纸的广告收入,分流了一部分读者。从图书出版看,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的销售。
确实,在我看来,未来五年,新闻出版业将呈现出传统出版和新媒体、新业态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新技术的带动下,新媒体、新业态迅猛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新闻出版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融合,两者各有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发展数字化方面,总署在“十二五”期间将有何举措?
柳斌杰:我们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把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战略重点,通过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实施重大数字出版工程,加快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等措施,推动传统出版企业战略转型,发挥其在繁荣和发展新闻出版业中的主力军作用,发展壮大新媒体、新业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同时,对于数字出版,我们也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总署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发展和管理写得很明确。在管理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质审批和准入管理,实行责任编辑制度,加强岗位培训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非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数字出版市场体系。
5 惠民大工程风生水起
提高公民素质主要靠读书……希望通过全民阅读工程的推行,传播阅读理念、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提高民众的阅读能力。如今,全民阅读活动已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农家书屋从2005年开始建设,从当初的225家到2010年的近30万家,覆盖了全国50%的行政村,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十二五”期间,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有哪些新思路?这样一大批书屋在建好后如何加强管理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保障这项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惠民工程能够持久开展下去?
柳斌杰:农家书屋建设是“十一五”期间中央决定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目标就是解决农村读书难、读报难的问题。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0多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0多亿元,建了30多万家农家书屋,提前完成了“十一五”的目标任务。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的指示,农家书屋工程“十二五”建设已于2010年启动,预计2011年又将是一个建设农家书屋的新高潮,到2012年将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提前3年全部完成。
其间,除了完成建设任务,还要把它管好、用好。为此,我们创立了几个机制。一是农村图书更新机制,确保每年要有新书进去,或者通过图书馆,延伸、扩大阅读范围;二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图书文化产品代销点,为其提供长期生存的土壤;三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代邮点,和邮政部门合作,进一步确保农家书屋的长期生存。
此外,今后还会在政策方面为农家书屋提供更多支持,如,考虑到农民家庭购书能力相对较弱的客观现实,农家书屋在销售图书文化产品上将享受免税政策,使农民真正受惠,解决读书难问题。为解决读报难问题,我们在西部还为每户农村家庭订一份党报,赠给他们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每年图书出版数量大,品种丰富,但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读书时间似乎越来越少,应如何协调这一不平衡状态?
柳斌杰:一方面,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总量居世界第一,电子书出版居世界第二。五年间我们图书品种总计达135.8万,而在解放前的几千年里,我国的图书品种仅为110万,这个阶段的比过去几千年的还要多20多万;总的发行量在上升,五年累计出书338亿册,年均近70亿册。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图书出版大国。但另一方面,我国图书的人均占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我国的图书出版依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在图书出版方面,我们将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管理和引导,减少重复出版;二是鼓励原创出版,特别是少儿出版方面,鼓励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三是生产精品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6年,总署等11家部委联合倡导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成效如何?今后有什么规划?
柳斌杰:全民阅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提高公民素质主要靠读书。像美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国民的基本阅读能力都有明确要求,并有成套机制和政策保障。而且,国家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西方领导人在每年生日那天,都给孩子们读书,有的读他自己写的书,有的读经典的书,目的是倡导一个社会读书的风气。这种做法很成功,国民素质也通过读书慢慢得到提高。希望通过全民阅读工程的推行,传播阅读理念、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提高民众的阅读能力。如今,全民阅读活动已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目前,这个活动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都有“读书节”、“读书日”、“读书周”等活动。农村的读书活动也依托农家书屋慢慢搞起来了,农民通过读书获取更多知识,懂得了法律、医疗卫生保健知识。
下一步,国家还会进一步科学规划全民阅读活动,在政策、制度、经费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比如,我国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
《中国社会科学报》:非常感谢柳署长接受采访。(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褚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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