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法学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郭烁)201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之年,以“司法公正与法治建设”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法治论坛和第三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于2010年12月25—26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励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家福,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穹在讲话中指出,回顾我国法制建设60年的历程,法律体系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完善、法制理念从缺失到确立再到逐步深入人心、法治精神从单薄到增强到不断提升。我国法制建设根植于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脱胎于人治的社会传统、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代、承载着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的双重追求。分析现实、总结经验,我国不需照搬西方式的民主,但我们必须走现代法制路线。唯有现代法制方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和长治久安,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以钱端升先生命名的法学研究成果奖,2007年被列为与霍英东奖、安子介奖、孙冶方奖、吴玉章奖、陶行知奖并列的“部级奖”统计序列。本次评奖,获奖成果43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6项、提名奖15项。(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对学术道德要求更严格
本报讯(记者李彩艳)2011年两院院士增选工作于1月1日正式启动,中国工程院方面的增选名额仍为60名,与2009年一致。这是记者从2010年12月30日中国工程院召开的2011年院士增选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的消息。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介绍,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中国工程院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增选办法》)等有关文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完善,确定了2011年的增选名额。完善后的《增选办法》对增选院士的学术道德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首次明确从以往的“倡议自律”变为直接处罚。要求“公示材料需在有效候选人所在基层单位展示,同时在单位内网上公布”。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谢克昌强调,“严格”主要针对候选人的“材料”和“不正当活动”两方面,以向全社会坚定表明工程院维护院士队伍质量标准和院士科学道德水准的信心和决心。
旭日干介绍,2011年院士增选工作启动后,提名和遴选工作将于4月25日结束,5月份通过媒体公布有效候选人名单等相关信息,6月下旬进行第一轮会议评审,8月15日截止投诉受理,10月下旬进行第二轮评审会议和选举,12月公布选举结果。
据悉,院士增选每两年(奇数年)进行一次,截至2010年11月30日,中国工程院已进行过9次院士增选,现有院士(已故的83位除外)748位。((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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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庆外语教育六十周年
本报讯(记者肖雨枫 通讯员任达宣)2010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育六十周年庆典”仪式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副校长杨慧林,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姜永刚等出席大会。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学校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1937年,陕北公学成立之初即开设了俄文、英文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育一路陪伴着学校从延安走来,直至1950年,成立俄文系。60年来,在几代“外语人”的共同努力下,外国语学院现已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5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和5个本科专业,并已与世界近20所大学建立了师生交流关系。(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奇迹离不开企业家艰苦奋斗
本报讯(记者王宙)2010年12月28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主办,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企业家思想传承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围绕国家“十二五”规划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出席论坛。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将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将加快转变,今后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环境相对稳定,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中长期发展动能充足,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比较大,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前景看好。但是,在全球经济充满动荡和挑战的今天,中国经济运行也将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认真应对、科学决策,这些挑战就可能成为考验,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摩根大通亚洲区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指出,现在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达到5.5万亿。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总规模涨了17倍。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在全球创造了奇迹,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年走过的路,很多发达工业国走了100年。“十二五”期间应该继续依靠制度创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成长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寻找新的经济成长的动力。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国将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创造高速发展的奇迹是中央政府政策引领的结果,更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史即是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史,更是中国企业家思想的发展史。
论坛期间,组委会还举行了“北京大学中国成长型企业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推进党史研究 加快陕西强省建设
本报陕西讯(记者耿显家 陆航)近日,陕西省党史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要求,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党史工作的正确方向,不断开创陕西党史工作新局面。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际,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正永,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王侠,省政协主席马中平,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永茂等出席会议。
王侠在讲话中说,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陕西是我们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陕西党组织和陕甘宁边区建立较早,党史资源非常丰富,值得认真发掘研究。通过加强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仅能对科学决策、加快建设西部强省提供历史借鉴,也对推进全国党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作用。陕西全省各级党委和党史工作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精神,牢牢把握党史工作的正确方向,进一步加强党史资料征编和党史研究工作,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多方面、多角度研究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执政经验、发展经验,切实把党史工作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建设西部强省的强大力量。
李忠杰说,陕西党史资源十分丰富,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要充分认识全国党史工作的大好形势,切实抓住和用好党史事业发展的大好机遇,努力开创党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形成党史工作的合力;进一步提高党史工作咨政育人水平;把学习党史作为学习型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党史部门要进一步做好自身工作,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学者聚沪直面中东问题多极化
本报上海讯(记者李玉 通讯员曹杰)中东地区历来是宗教、政治和军事等冲突频发的地区,在当今国际格局新形势的背景下,如何审视和理解犹太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各自发展中的博弈与摩擦?如何探索和定位中东区域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如何思考和规划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长远关系?日前,“以色列·中东·中国”学术研讨会围绕着上述问题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近40位专家学者与会。
面对中东问题多极化格局的初露端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中东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至今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恶化,促使他们对自身内外政策问题进行反思,也开始在战略上越来越重视中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力量之一。
中国与中东地区,特别是与犹太文明的文化往来,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作为有着20年犹太问题研究经验的专家,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认为,“尽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民族和信奉犹太教的犹太民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但在文化、价值观等深层次却有着许多相似点”,在他看来,两种文明都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在困境下都善于刻苦拼搏,这些相似点使两个民族更容易对话和理解,也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十二五”难题:“半城市化”如何破局
本报讯(记者孙龙)近日,以“十二五: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在北京举行。峰会上发布的《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远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中国“半城市化”现象的直接原因。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约有1.61亿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形式进城打工,这仅仅是劳动力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扩张与新城建设亟须大量城市建设用地,从而造成了土地的城市化。由于城乡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疏离化,无论是劳动力或是土地的城市化,都是不完整的“半城市化”。
报告研究还发现,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75%。2008年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5.68%,而按照非农人口计算出的中国城市化率仅为33.28%,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起步阶段到中期高速发展阶段之间。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每年平均至少有2000万的农村人口将变为城市人口。因此,如何让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城市发展开始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城市软实力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格局等。(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西交通史研究热点纷呈
本报广东讯(记者冯爱琴)日前,“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朱杰勤文集》首发式在粤召开,会议由暨南大学、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陈高华在会上回顾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3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状况。他说,新世纪以来,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新史料、新问题、新方法,并形成国际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热点。
暨南大学刘永连、李薇两位学者试图以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竹谏先生逸集》为基础史料进行系列研究,逐步揭示“八学士”移民背景、东迁行迹、社会交往以及由此带动两地文化在多个社会层面流动的历史留痕。有学者认为,韩国景仁文化社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极大便利和推动了壬辰战争问题的研究。日本关西大学王亦铮认为“族谱资料,特别是海外移民最频繁的闽南地区的族谱资料,对海外移民的研究具有利用价值”。
对研究中外交通史的方法和角度,与会专家提出多个观点。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何国卫认为,古沉船“本身对船载物而言是最重要、最珍贵且体型最大的文物,它对航海史、海外交通史、海外贸易史、海外人文交流史及造船技术史的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和不可取代”。
据悉,《朱杰勤文集》分为中外关系史、华侨史、世界史、史学理论、文学艺术5卷。该文集主编、暨南大学教授纪宗安表示,文集中收编到的一些书信和较早期的文章,不仅可增加对朱杰勤先生的了解,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材料。(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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